小议托克维尔与“后悔史学”.doc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洛阳纸贵,坊间也冒出无数书评和读后感。其中,托克维尔戴着各种面具出场:时而是自由战士,时而是反腐先锋,时而是改革谋士,但始终是一个中国政治评论家,对从晚清改革到当代“唱红打黑”等种种问题发表看法。在“杜甫”、“元芳”之后,托克维尔很忙!
在托克维尔的种种“忙法”中,有一种非常典型的是,它被一些中国的解读者“任命”为英美革命的推广大使,以及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鞭挞者。根据这种解读,托克维尔只赞成英美式的政治革命,而反对法、俄、中三国的革命。根据这种解读,革命革掉旧的政治结构就已经足够了,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到社会与文化层面,那就会一朝不如一朝,到最后只能是“与人心为敌”,沦落为恐怖的政治。根据这种解读,当代中国要避免这种可怕的结果,就必须避免召唤20世纪中国革命的幽灵,痛下决心,与主流的英美政治接轨。
这种论调曾在1990年代的一本大幅“借用”美国三流学者Carol Blum的流行读物中出现。“托克维尔热”使之重新粉墨登场。但这样征用托克维尔来为中国的“后悔史学”站台,不啻为对托克维尔的滥用。
从革命爆发到“不断革命”
在法国的后革命语境中,托克维尔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后悔史学”色彩,但绝不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那些简单的“后悔史学”。贵族家庭出身的托克维尔不是中国的那些常见的“政治祥林嫂”,天天用
“伤痕文学”来控诉大革命的罪恶。在他看来,大革命要实现的平等确实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贵族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是平等化的进程有不同的走向,或者产生平等的自由,或者产生无自由的平等。他要努力争取前者,而避免后者。
对托克维尔来说,大革命之所以在法国而非其他地方爆发,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国独特的政权结构与阶级结构。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完成最重要的“反封建”任务,剥夺了封建领地上的领主们的政治权力,用自己的官吏系统取而代之。这种剥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赎买”的方式来进行的,领主们放弃政治权力的回报是获得种种经济特权。一旦领主不再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掌握领导权,不再关心公共福利,他们手中的经济特权就日益遭人痛恨,而政治权力的缺乏,则又使他们受人蔑视。
托克维尔指出,与法国贵族相反,为了牢牢掌握政治权力,英国贵族宁可放弃很多经济上的特权。后者使之避免平民的痛恨,前者使之避免平民的蔑视。而在德意志地区,领主的政治与经济压迫都比法国深重,但大革命也不会在这样的地方爆发。托克维尔实际上是在分析“受压迫感”的产生机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希望的被压迫者往往“乐天知命”(比如今天生活在种姓制度之下的笑眯眯的印度乞丐),而当他已经摆脱大部分枷锁,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束缚的时候,恰恰可能是其“受压迫感”最强、最有可能揭竿而起的时候。无独有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非常类似的观察:“许多经济增长较快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反倒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环生。而那些经济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稳定。
”在亨廷顿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对政治体系的期望,如果超出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革命就可能发生。
那么,革命为何走向了“不断革命”?托克维尔著作中对“文人政治”的批评向来为人津津乐道。在一些人的类比中,孙中山、***领导的真刀真枪的革命,也被解读成了受错误思潮影响的“文人政治”。然而,如果将“不断革命”完全归因于革命者被错误思想(如卢梭理论与马列理论)“毒害”,那就太简单化了。在托克维尔看来,“文人政治”得以滋生,恰恰正是法国的特权阶级沦为“财主”、日益不接触政治治理的结果。真正有治理经验的“领主”是不会随随便便异想天开的。
如果说所谓“错误思想”的影响只是“不断革命”的浅层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阶级结构。托克维尔向我们展示了法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贵族与教士都是经济特权的财主,与其他阶级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资产阶级又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他们以跻身特权阶级为目标,一些人端着碗吃上了,另外一些还没吃到,相互之间又出现抵牾。资产阶级与农民更是分离的,他们为了逃避军役税与没落领主们的盘剥,抛下了凋敝的乡村,移居城市。当然,法国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王权运行的结果。历史上的“赎买”政策形成了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的对立,而国王为获得更大财政收入不断出卖各种身份性资源,造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阶级/阶层对立局面。一旦革命爆发,不同群体提出的诉求相互冲突,协同行动的成本非常高。在推翻了共同的压迫者之后,他们根本无法建构一个稳定的政权结构。在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下面,潜藏着的是社会力量的碎片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旦革命的扳机扣动,接下来的发展就根本不为个人意志所转移。“伤痕文学”的软弱之处恰恰在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