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我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劝慰吴伯雄,经半日长谈后,吴先生于次日宣布退出省长选举,省党部主任委员钟荣吉随即发表谈话,引用我在省党部「以退为进」的开示内容,赞叹吴伯雄的胸襟与气度,印证了我所说的「老二哲学」。当我看到这则新闻报导时,不禁莞尔,深感吴、钟二人均颇具慧根--前者言下大悟,即时转念;后者闻法得益,转施于人。而我,只不过是将一生奉行「老二哲学」的心得告诉有缘人罢了。
说起来,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十分凑巧:在俗家兄弟三人中,我排行老二;出家以后,在师兄弟三人里,我又处于仲位,可以说我与「老二」很有缘分,而我也很喜欢当老二。因为老二可以拣老大的衣服鞋袜穿,虽然已经不新,但也不算太旧;老二不懂的事,可以「萧规曹随」,跟着老大的方法去做,尽管不一定十分正确,但也不会相差太远。总之,我优游在「老二」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最重要的是,我安于做好「老二」的本分,在承上启下当中得到无限的满足。
在同学里面,我最敬佩的就是智勇法师,他不但辩才敏捷,文笔流畅,而且富于道义,精通武艺。基于一份景仰之心,我待他有如兄长,甘于追随左右,任其差遣,凡接受一点衣食供养,我便转赠给他,宁可自己受冻挨饿;对于他所交代的一切事情,我看得比自己还来得重要,一定想法子妥善完成。虽然我们年龄相仿,但是《论语》中所说的弟子之道--有事,服其劳;有食,先生馔--我可以说通通都做到了。
一九四七年,有鉴于国势飘零,人心涣散,再加上佛教衰颓,无补时弊,因此我四处筹款,出资兴办《怒涛月刊》,宣扬兴教救国之道,并且推举智勇法师担任社长,而我自愿做副社长,为他效劳奔忙。由于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务蒸蒸日上,获得许多好评。记得蒋梦麟先生曾说:「做事时,困难不成问题,危险不成问题,所患者,无伟大之精神矣!」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凭着「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精神,得以创立民国。我与同道们虽然仅具微滴之力,但是以坚强的正念为动能,汇入江海,终于一泻千里,形成波波「怒涛」,在教界产生激浊扬清的效应。
在旧僧势力澎湃昂扬的当时,位居全国首善之区的南京名剎华藏寺荫云和尚竟然邀请我们前往接管,大家一致公推智勇法师做住持,而我理所当然地又在他手下担任监院,为他做种种策画。在彼此配合无间之下,大家众志成城,拼死抵挡旧势力的种种压迫,将寺务渐渐带入正轨。这时前线相继传来停战和谈、背诺失信的消息,在紧张的气流中,夹杂着几许悲愤。夜阑人静时,细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因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作祟,所造成的分分合合,不知牺牲了多少无辜的百姓。思之越感伤痛,竟致无法成眠。
一九四九年,中国再度走上了分裂的命运,我随着因缘渡海来台。初时三餐不继,生活极为落魄,但还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找个真正志在兴教利民的寺院,长期奉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间,承蒙一些同道看得起,想将道场寺院交给我管理,然自忖出家学佛,不是为了做住持而来,若不能改变当地佛教崇尚愚昧的现状,何忍坐享十方供养?例如台中佛教会馆、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苗栗法云寺等,我都因此婉拒,宁愿一面从事苦役,一面阅藏撰文,以一管秃笔,将正信佛法介绍给大家。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没有人肯去偏远的宜兰弘法,觉得这才是一份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于是放弃在都会发展的机会,自愿独往这风雨饱润的山城。在那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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