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李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
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
“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
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
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关键词体验日本中介中国现代文学发生
作者李怡, 1966 年生, 文学博士,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重庆 400715)。
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千年衰微的变局中发生的。在这一“发生”过程中, 曾经
留学异域的中国作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 这一显著的作用被我们的文学史普遍描绘
为“引发”。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之中, 外来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的
“引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外来观念对近现代中国留学生并通过留学生对整个中国文学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型”提供了诸多启发。
但是, 究竟如何描述和估量留外中国知识分子(作家) 所承受外来观念的方式, 或者说所
谓的外来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他们并通过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产生意义的? 今天, 卓
有成就并渐趋成熟的一种阐释模式是“中外文化交流”。即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作家) 接受
了哪些外来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寻找与那些外来文化相类似的特征,
以此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这一
阐释模式是随着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大势而出现和强化起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
在开放与交流的大势中恢复了生机。重新肯定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姿态与交流内涵, 借
助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 这就逐渐发展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 由曾小逸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便是这一学术研究的主流
话语形成的标志, 这一著作不仅集中展示了当时新近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
更重要的是它所提炼的“走向世界”的中心命题几乎就是一个时期的价值取向, 著作副题“中
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所昭示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则成为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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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1 期
最富时代特色的方法, 而以“世界文学”为恢弘远景的认知更促使了人们对于“愈是民族的,
愈是世界的”这“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学观念”的质疑。①
应当说, 这一研究模式的合理性在于, 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背靠的文化
交流的历史事实, 但时至今日, 我们也必须看到, 在实际的文学比较中, 我们又很容易忽略
“交流”现象本身的诸多细节, 或者说是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输入”与“移植”
过程。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
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 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 作为文化交流而输入的外来因
素固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 但却不能代替自我精神的内部发展, 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最
终能在我们的文学史之流中发生和发展, 一定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们自己的“结构”,
并受命于我们自己的滋生机制, 换言之, 它已经就是我们从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的某种创
造性调整。王富仁曾指出:“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
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 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
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 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 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
的创造物, 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从它的来源上予以确定, 因而只在中
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无法对它自身的独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②
到今天为止, 我们读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依然常常是, 将“文化交流”中的外来观念的输
入当作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本身。这就难怪在近年来的“现代性质疑”思潮中, 不少学者都将
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动向指责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因为, 至少是我们
的文学史本身并没有描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进行独立精神创造的生动过程。
那么,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创造的重要性, 又该如何来估价它与实际存在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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