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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后半生:不被时代裹挟的孤独行者
1948年底,北平即将易主,澎湃的革命热情漫山遍野。
沈从文表面却异常“冷静”, 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的自由作家,沈从文始终警醒地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但是内心里他早是伤痕累累――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后,他就深陷“民族***悲剧”中不可自拔。这一年沈从文46岁,他的前半生可以用传奇来概括――一位来自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以70篇清新脱俗的文学作品名噪一方。
“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这样解读沈从文。
张新颖并非偶然走近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从他1992年偶然在《收获》上读到《湘行书简》时,他仿佛读到了沈从文一生的脉络――1934年,沈从文行走在湖南横石,看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100元争吵,他不禁感叹起人生的“意义”,多数人为生而生,而沈从文觉得应该像少数人那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然而当他看到石沉河底的暮景后,又觉得历史不应该那么“宏伟”,那些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沈从文如是写道。
“沈从文笔下的船夫、船娘乃至石头,都是河流中不可缺少的生命。某种角度看,这又是一条
‘人’的河流,我从这里明白了沈从文心底最关心的是普通人最平常的喜怒哀乐、劳作、创造以及智慧,这也可以解释后半生他为何钟情于杂文物的内心驱动力――那种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的折服。”张新颖说。
从那时起,张新颖开始真正琢磨起沈从文,多年来,他陆续出版了《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然而张新颖更希望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沈从文的后半生世界――1949年沈从文的人生突然被劈成两部分,前半生传奇多彩,但已记录众多,后半生一路压抑,却鲜为人知。
十年磨一剑,《沈从文的后半生》如期出版,张新颖说他并不想为沈从文“代言”,因为他想真实还原出沈从文在动荡年代里漫长的内心生活,但是这种丰富、复杂、长期的精神演变,并不能推测、想象、虚构而来,所以张新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浩瀚的资料中找出沈从文的“原话”。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概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张新颖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孤立
“我是来征服你的。”
多年后,沈从文仍然记得他到达北平前门车站时,放出的豪言壮语,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豁然敞开的古城大门,日后却将他深深囚牢。
尽管沈从文小心且痛苦地悬走在“政治”边缘,却还是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1948年,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历史的转点谈文学,自然没有那么“纯粹”,话题不久就引到了政治上,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喻成“红绿灯”,他表示文学虽然受制于政治,但是否有保有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对此,他同冯至、废明、汪曾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不久,沈从文就为自己为“红绿灯”话题发声而苦笑,因为他越来越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文学,要求他必须把政治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书信中写道:“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了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至少从此时沈从文的笔调看,他还是克制而平静的,沈从文已经预见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深知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代若干人的”,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沈从文决定“封笔”。
风暴还是很快袭来。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还全文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借此直指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时隔不久沈从文又收到了威胁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
精神重创与无力感蔓延,沈从文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他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经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渐渐沈从文感觉到这种“无力感”只有他一个人在苦撑,沈从文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的命运,却没有同代人陪伴。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我说的全无人明白。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与。金提、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