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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幽默风”的完美结合—重析陶渊明《责子诗》的意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史上一颗闪亮的明星的陶渊明,自昭明太子发现其文学价值以来,很多作家、诗人要么拟作要么为其作传。我们多数的人对陶渊明的了解主要集中于他的隐逸思想文学思想史的地位,和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折腰的高风亮节。陶渊明诗如其人,看似平淡,实则复杂。我们往往看到他的诗具有口语化的简单,如果我们只看到陶渊明的这些表面,那么不足于了解陶渊明,也不足为陶渊明的喜好者。我们认为简单的《责子诗》便是如此的。魏晋风度的代表陶渊明生活在刘裕与晋室及其他军阀相互交战,朝代相互更替的的时代。属于典型的乱世文学时代。但是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也不是寂寞的时代,在那个“不为新变,不能代雄”的时代里。玄风盛行、佛学盛传的的时代下,产生了像谢灵运、陶渊明那样的无数伟大诗人,可谓是继先秦以来的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乱世文学与文化繁荣中的陶渊明成为了魏晋风度的代表,其诗具有对人生、田园之美、音乐之声的颖悟;超脱痛苦,甚至看破生死的那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旷达;更有“我醉欲眠卿可去”的那种率真。因此魏晋风度不仅体现在陶渊明的诗作辞赋中,而且更体现在他的生活中,这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二、幽默风的开创陶渊明的诗作辞赋中除了魏晋风流外,还具有幽默的诗风,这在同时期的诗人中是十分罕见的,其幽默的作品除乞食、止酒外,当以《责子》诗为最。其诗如下曰: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根据此诗内容大概可以推知其作于陶渊明五十多岁,也就是他最后归隐的一个阶段。根据人们一般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即二十九岁以前为一个时期,此时期主要为务农和学****此时期也可以算作隐居生活,但此时期和后来的隐居生活相比是无意识的,不像后来的隐居那么坚定;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为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他做过几次官,所以经常出远门,在外活动,这时候不算一个持家的好丈夫,但是作为儒家思想的忠诚者,追求功与利乃是时代所影响的,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所应该具有的追求;四十二岁到他死也就是六十三岁为陶渊明的第三个时期,也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同时还是其乌托邦式思想形成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陶渊明经过几次的心理意识斗争,终于战胜了心灵深处的自己,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隐居。《责子诗》正是作于此时,此时的陶渊明心基本已经像湖水那么平静了,(只是基本不是完全,完全应该等到他快六十多的时候)这时候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那种豪迈和大胆了。在古代的诗人中就有人说陶渊明的诗歌如果我们只看表面或是只看某一句,那么你是不能够发现其真正的意蕴和了解到陶渊明的内心世界的。这正像西方早期希腊时期文论文论里边所说那样:“理解任何作品我们一定要结合三个要素——文学作品、文论、文艺思潮和时代背景。”因此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首诗的时候给我们的直觉是:陶渊明归隐后看到自己的儿女一个个不成器,心理闷得慌。所以才写出此诗对儿子进行批评,所以“且进杯中物”的惆怅。实则不然,我们不妨想一下,首先陶渊明作为儒学正宗的代表,他会那么俗气吗?其次作为“魏晋风度”的那种人格美得代表,他会让自己这么表面化吗?再次,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个看破世事决心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