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doc

“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赵江滨(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发展蓝皮书》特约撰稿人)党的十七大以后,“文化惠民”的提法和做法迅速成为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发展和繁荣文化的一个新的举措。应该说,文化建设是为人的,人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对象,然而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我们以往的文化建设中缺失已久,所以“文化惠民”这个生动而朴实的口号一经提出,人们就在蓦然之间感受到一股久违的如沐春风的感觉——文化建设终于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百姓的社会宏大工程,社会大众自己的精神生活真真切切成为文化建设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文化惠民”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进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因为“以人为本”文化理念的根本着眼点在人,只有文化才能赋予人的活动以价值和意义,也只有人本身才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表明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化建设探索中文化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文化建设从此前片面强调抽象而宏观的“引领提升”层面进入到具体而微观的“针对满足”层面,文化建设比以往更加人性化,更具亲和力,也更具针对性和建设性。“文化惠民”真正使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主体,同时成为发展与繁荣文化的受惠对象。深究“文化惠民”的理论蕴含和回顾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实践,我认为,“文化惠民”在三个方面体现了鲜明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实践意义。首先,“文化惠民”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文化建设实质内容的认识,即对人和文化建设(文化活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文化涉及人的最本质属性,因为只有在文化的范畴内,人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说明。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归根到底,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活动”,并且人在这种活动中也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化的人”。所以文化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拥有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哺育造就了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就是“人化”,文化赋予人的存在以特殊的价值,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文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传》中的“人文化成”一语,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因此,“文化”在古汉语中一般泛指人的所有精神文化现象,尤其指人的伦理教化现象。因此,不论在中国还在西方,“文化”都指向人的特有的精神活动领域。或者也可以说,无文化无以成为“人”。文化对人具有本质的属性,正因为凭藉“文化”人才提升了他与自然界的界限。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就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发展对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