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doc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是梁启超。与此相伴产生的,就是“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概念。这两个现代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可以被视为中国真正进入了20世纪,进入了现代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提出,既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它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国家概念。中国以外的地方,最初将中国称为“支那”,主要的意思是说“产丝的地方”,而不涉及政府、疆域、民族、文化。欧洲大航海时代初期,刚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几乎都要询问,他们到达的地方是否就是“中国”。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大明朝”,而不是“中国”;人们自称“明朝人”,而非“中国人”。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汉语之外那个特指中国的称呼,“支那”。“支那”与汉语“中国”的翻译对位也没有出现。西方传教士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最终确认,他们涉足的地方,就是马可波罗当年到达、游历的地方。中国古代也存在大大小小的国家、民族,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认同高于一切,民族和疆域退居其次。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一个诞生、生活于文化之邦的人,如果去了文化落后的地方,也会被视为“蛮夷”。反之,文化落后地区的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也会被视为大家族中的一员。这种以文化为主的认同标准,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对于疆域的概念不是非常明确。另一个结果是,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自然、自愿融合,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站在文化最高点的“中国”政府,最大的使命就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这种国家和民族概念,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直到西方人出现,现代国家作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产物,才向中国传统的国家概念发出致命的挑战和威胁。西方人最初来到中国,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经商或者传教,中国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依然是遵循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的原则,这种原则也延伸到西方人身上。最初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经商,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政府当初对于外来者的态度,是站在一个整体的立场上,希望获得整体的安定,而且,这种整体也包括了外来的西方人。但是,这一传统的国家概念,遇到了两个麻烦。一是内部。文化的优越性只有在比较之中,在对于其它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并获得自信。中国以前对于周边国家的文化自信是绝对的,但是,由于对遥远的西方缺乏必要的了解,这种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了盲目的自大。第二个威胁来自外部。西方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及形态,实际上是一个小群体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下,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同时,西方整体上也有一种自己的文化自信,这两种文化上的自信,必然发生剧烈的冲撞。在这种冲撞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优势地位丧失了。但是,这种优势的丧失,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重要人物,明确提出了类似西方的民族概念。这个人名叫王船山,生活于明末清初。王船山认为,汉民族的文化只属于汉民族,不属于满族。他参与了抵抗满族入主中原的军事行动,即便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命令下,他也没有剃发。地方官员碍于他的巨大名声,也没有对他采取行动,只是装聋作哑。然而,王船山类似现代以血缘划分民族的观念,很快失去了基础,因为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表现出的热情和崇尚,相当大程度上消弭了血缘的差异。与西方文化一起来到中国的,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