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
回顾五、六十年代诗歌的特点。
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共和国文学范式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是:颂歌与战歌。
时代对于诗人,以及诗人对于自身,都是这样要求:“必须具有正确的、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感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物质和精神的伟大变革,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诗也就是时代真实而嘹亮的音调,也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
在主情的诗歌创作中,强烈的个人情感被社会、集体的本质取代;诗歌独特的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被怱略、被消极。
贺敬之
放声歌唱
郭小川
自己的志愿
“朦胧诗”
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在一九八○年,“朦胧诗派”就在文坛以一个诗歌派别的面目出现并获得命名。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这一批诗人既包括早期“知青”诗人如食指、芒克、多多、北岛等人的创作,也包括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人。从70年代起,这一批年轻诗人先后发表了大量新风格的诗。
“朦胧诗”的发源
“朦胧诗”的出世
“朦胧诗”的争论
“朦胧诗”的崛起阶段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的“文革”
期间。
1978年12月北岛与芒克创办《今天》。1979年《诗刊》先后刊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等诗,标志着“朦胧诗”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
1979年到1984间围绕“朦胧诗”发生了一场广泛的争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由于这些朦胧诗从内容到形式与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的颂歌、战歌截然不同,自然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以至抵触,特别是经过文革洗礼的的一些文人。
朦胧诗的“朦胧”引起的论争
1979年,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公刘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文章对顾城作品中表现的个人情感表示担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980年,著名作家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文章把这些诗贬意为“朦胧诗”, “朦胧诗”的称呼也就是由此文而来的。
1981年,老诗人臧克家在《河北师院学报》第1期发表《关于“朦胧诗”》,文中凛然指出:“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1981年,丁力在《河北师院学报》第2期发表《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一文,把这些新潮诗称为古怪诗,并把其提到政治的高度:“古怪诗的出现是受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在国内,有些人对过去的新诗重新评价,为过去不受欢迎的流派,如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反动派翻案,这是不好的。”
对这些打破传统格局的诗,支持者也层出不穷。
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
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
文学史以后把它们并称为“三个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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