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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的
后现代自由主义‘
著
安杰伊·沙哈伊
译
艾彦
在欧洲,理性信念曾经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最重要的因素存在于开
端,存在于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对所有各种无法控制的东西,以及对所有各
种威胁人、使人堕落到内心的混沌或者外在的混沌之中去的东西所具有的
憎恶之中。这种东西既可能是肉体方面的各种感情,也可能是对群氓的非
理性意志的服从。必须用某种由于始终保持不变、因而能够抵制永远变化
的逻辑的东西,来祛除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种作为古
代哲学的典型特征而存在的态度,导致了对理性和真理的热爱,也导致了对
绝对确定性的希冀、导致了有关发现存在于所有各种事物背后的原理的可
能性的信念。的确,希腊人的辩证法曾经是一种通过辩论过程而发现真理
的艺术,不过,这种欧洲叙事的主要人物却变成了孤独寂寞的哲学家,变成
, 本文的前一个版本曾经被J. 米克拉谢夫斯卡编辑的《1989 一1999 年间中欧的民主》(Democ-
raciCentraEurop1989 一1999)收人后出版,Krakow 2000.
安杰伊·沙哈伊
了能够把所有各种事物都看做是一些自在的东西、根本法则、原理和观念的
哲学家。真理并不是某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这几乎是全部希腊哲学都
坚持的公理,因而假如它不能存在,那么善的生活和善的政治共同体(poli)
也就都不可能存在了。对于整个欧洲文化来说,柏拉图—作为这种思维
方式的创立者—变成了“鉴赏权威”(唯一一些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人
们,即智者,已经被他非常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自从柏拉图的时代以来,我
们一直像柏拉图以及他在欧洲的后裔们那样进行思考,诸如笛卡尔、康德或
者胡塞尔。
就人们对政治学进行的思考而言,柏拉图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在
这里,人们所寻求的也同样是终极的理由,各种利益的和谐,以及各种绝对
的、不受时间限制的解决方案。有人曾经说过,真正的政治生活应当被塑造
和提升到有关理想的政治模式的哲学方案的层次之上。而且,即使那些有
能力觉察这种欧洲人的政治反思所具有的教条性缺陷的人,也没有能力冲
破它的圈子。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他们很快就注意
到了这种欧洲人对政治学的反思所具有的理性主义偏见,因而决定求助于
生活、实践、习俗和传统这样一些概念。但是,即使他们也是在密而不宣地
建构他们自己的、关于善的生活和善的社会的方案,这种方案也是一种渴望
实现同一种有关清晰性、终极基础和绝对解决方案的理想的方案—这种
理想正是以往所有各种其他的政治方案所竭力追求的。因此,保守主义者
们也是在以方案对抗方案,以确定性对抗确定性,以真理对抗真理,以建立
一种相反的、对于传统的神秘智慧和人类本性的永恒性的天真信念,来对抗
各种理性主义观点所具有的教条性纯洁性。
当然,自由主义曾经是塑造了欧洲传统的、存在于政治学之中的、整个
理性主义传统的后裔。由于与启蒙运动关于人类解放的方案紧密联系在一
起,它通过它自身再现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对于理性能够支配人们对每一个
政治问题都做出正确解答的信念。如果我们承认启蒙运动思想就是现代性
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这种自由主义的方案当做一种超现代的(ul-
tramodern)方案来加以认识。根据这种方案来看,理性、真理和进步都被假
定成表明了欧洲政治思维发展的道路。由于自由主义本身是一种特定的历
史和政治情境(或者说发展?) 的产物,所以,它也试图超越这样的历史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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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的后现代自由主义
局部性的脉络。它特别希望人们认为它是一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人们
假定,自由的理性之光可以照亮全部人性。
如果我们同意约翰·格雷的观点,即这种自由主义传统的所有各种变体
都共同拥有关于人的现代观念,「’了我们就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方案,而是不得
不说本文所为之辩护的这种自由主义是不可能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
也许可以赋予它的最恰当的称呼是“后现代”自由主义或者“社群主义的”
(communitarian)自由主义。
正像已经广为人知的那样,约翰·格雷识别了古典自由主义所具有的四
个特征。根据他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是:(1)个体主义的,因为它接受了个
体道德的优先性,并将其置于社会的所有各种要求之上;(2)平等主义的,因
为它承认人人平等,并且拒绝所有各种假定人们具有不同价值的法律或者
政治规章;(3)普遍主义的,因为它宣称人的本性是稳定的,并且把各种历史
脉络和文化脉络当做次要的东西来处理;(4)改良主义的,因为它假定,所有
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从本文所推荐
的这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