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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
——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朝鲜使者对北京演戏的观察与想象
葛兆光
引子:清代中叶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
十九世纪前半,时值嘉庆道光之际,尽管强悍的西洋坚船利炮即将兵临城下,但大清使战争记忆越来越遥远,久已习惯了满汉共处,好像汉族士人也把改朝换代的痛苦渐渐淡忘,思想和立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考证功夫和渊博学识却成了赢得声誉的标志,经书的微言大义蜕变得只剩下专供背诵的教条。盛世通常会带来慵懒和平庸,伴随而来的浮华作风,被繁荣假象包装成为幸福,层层遮蔽着心底下的波澜。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不明就里的外国使节来说,看到的尽是“都市繁华”,燕京真正是一派太平气象,由礼部分配给外国使团的丰盛食单,正阳门外琉璃厂琳琅满目的书肆,加上皇城内外沿街演出的“幻戏”和“杂耍”,隆福寺商铺的吆喝和喧闹,既让他们感到迷惑,又让他们觉得兴奋,对于初来咋到的外国使节来说,京城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一切都很新鲜,习惯于“事事书诸绅”的朝鲜文人便忍不住要把这些新鲜事儿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而且还常常要凭着想象头品足一番。翻阅现存李朝朝鲜的百余种燕行日记,北京城里的演戏,便是日记中常常提到的新鲜事儿之一。清代中叶的燕京戏坛上,当然少不了宫廷演剧,不过宫廷戏常需配合仪式和应景迎时,有种种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象征意味的局限,远不如宫廷外的有趣。当然也有民间社会的演戏,多像鲁迅说的“社戏”,逢年过节、时逢庙会、娶亲嫁女的时候,城镇或村寨总会请些戏班凑个热闹,款待一众乡亲,而佛寺和道观有时也会锣鼓搭台,招徕四方香客。不过,这都远不如城里茶园有趣,作为文人雅士和普通市民的观戏的茶园演剧,京城里有很多定点儿定戏码儿定位子的戏院,这里是有名有姓有头脸的角儿,加上有名堂有内容的戏码儿,连来看戏的,都是些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从乾隆年间起,仿佛和“盛世”相应,这种茶园戏剧演出开始兴盛起来。
乾隆过后是嘉庆,嘉庆过后是道光。道光年间北京的戏坛,从昆曲渐渐变为皮黄,虽然大清帝国的国运已经远不如乾隆盛世,很快就要遭遇因为鸦片而引发的严峻危机,可是据学者说,道光年间燕京戏剧还偏偏特别活跃,一是因为皇帝觉得海内依然升平,总是要凸显祥和,加上皇族喜庆如太后皇帝的贺寿,要广征百戏制造热闹气氛;二是市民需要娱乐空间,因为商贾繁荣,城市发展,有钱有闲的商人、豪阔有谱的贵族和无所事事的军人,加上小市民如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中所记载的,乾隆年间,有淮商夏某家演《桃花扇》之盛况,说“淮商家豢名流,专门制曲,如蒋苕生者,均尝涉足于此,故其时为昆曲最盛时代”,而嘉庆、道光年间,则是“海内宴安,士绅宴会,非音不得,而郡邑城乡,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5013-5014页,中华书局,1986;又,参看赵山林《两种特殊观众——商人与军士》,为其所著《中国戏曲观众学》第二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都有观戏宴客的趋向,据《道光都门纪胜》说,“京师最尚应酬,外省人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徵》“宴集”引,320页,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五编第22册影印1937年商务印书馆本。
,这使得戏院因此繁荣;三是民间祠神赛会的需要,祭祀祖先、欢度节令,宗族常常也借演出来凝聚认同、和睦亲族,所以不免需要有戏曲助兴
参看陈芳《乾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