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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碳关税的福利效应摘要哥本哈根会议上碳关税引发热议,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论的焦点。本文从碳关税的内涵出发,梳理了有关碳关税问题的已有研究,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对征收碳关税情况下进口国、出口国的福利以及全球福利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进口国征收碳关税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减低出口国的福利水平,但福利变化程度取决于进口国国内碳税、出口国是否征税国内碳税、进出口国国内碳密集度水平等情况。进一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公共品,用全球福利最大化代替进口国福利最大的约束条件,探讨了最优碳关税的确定方法,认为最优碳关税取决于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值,由出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的差异与进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差异的比值来决定。温室气体减排是国际贸易面临的新问题,碳关税仅仅拉开了以气候变化之名进行国际贸易保护的序幕,如何有效地将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纳入国际贸易利益的维护中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关键词气候变化;碳关税;局部均衡;福利效应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4-0037-06 doi:.1002- 所谓碳关税,是指主权国家或地区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于2006年提出,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BTA)手段,对《京都协定书》非缔约国课征商品进口税,以避免欧盟国家的商品竞争力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会遭受削弱[1]。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2],一时间碳关税像人民币汇率和反倾销诉讼问题一样,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排放成本、施加减排压力的重要武器。�那么,碳关税会像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进口关税那样,降低进口国的福利水平吗?对被征收碳关税的发展中国家福利产生会怎样的影响?最优碳关税如何确定?本文通过建立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的角度剖析碳关税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基于全球视角最优碳关税的确定方法。� 1碳关税文献综述�自从欧美国家提出碳关税的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始了关于碳关税的研究,研究主要围绕碳关税的合法性、有效性及竞争力的影响等问题展开。� �碳关税首先遇到的障碍便是合法性问题[3],减排国家如果征收碳关税必须与WTO规则相符,而在WTO规则中,一方面存在诸多限制碳关税实施的原则性条款,另一方面是生产与加工方法问题,是碳关税与WTO规则兼容性分析的关键环节[4]。Stigliz认为对未加入气候协议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是受WTO法律允许的,不限制国家的产品会得到补贴或收税[5]。Biermann和Brohm也认为碳关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与国际贸易法律相兼容[6]。Ismer和Neuhoff则发现最佳可获技术可以作为计算碳关税时与WTO法律相兼容的方法[7]。� � Bordoff从美国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碳关税对保护竞争力和防止碳泄漏方面效果并不大,相反构成自由贸易的壁垒[8]。谢来辉将碳关税看成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分析了欧盟当前行动的动机与政策应用的前景,对于其可能造成对中欧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展望,并分析了碳关税与当前国际贸易制度和国际气候制度的兼容性,认为这种做法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9]。沈可挺指出美国的碳关税政策形成的原因在于推动低碳产业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反应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注意的抬头,美国碳关税以美国企业利益未准绳制定的标准,实质是削弱进口产品竞争力的绿色关税制度,用高昂的环境成本抵消了发展中国家的低廉经济成本的优势[10]。夏先良围绕碳关税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角逐以及全球经济利益格局调整和中美贸易平衡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碳关税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已经失去削减碳排放的意义,在理论上缺乏支持前提和基础,中国要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碳减排协议谈判,坚持《京都议定书》和WTO基本原则,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碳关税,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强低碳技术国际合作[1]。 �实施碳关税的建议主要起因于竞争力损失和碳泄漏的担忧[11],同时也是胁迫非减排国家在2012年后的国际气候体制中作出减排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