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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有近百年历史的边缘学科,在它的诞生地欧洲以及许多后来传入的国家,尽管对这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及方法诸概念至今众说纷纭,但对于它脱胎和起源于音乐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与二者均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这一点来说,是没有异议的。对此,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安姆(,1923—1980)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学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任务是并不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把双方都考虑进去的这种特征性的办法,使其融为一体。”(Merriam1964:3)从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的角度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主旨是人类文化,即文化的民族或区域个性、特定居民的典型特征,特别是现代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1985],第20页)。同时,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作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异常密切的学科,其学者们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围绕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思考。首先人们会问:民族音乐学的任务是什么?是研究音乐!那么,从文化哲学(或艺术哲学)的一般层面上看,“什么是音乐?”“音乐是指一种人类文化,还是指音乐现象本身?”。若从具体的学科方法论上看,学者面临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优先关注和探讨其中的音乐因素,同时也兼顾考察其他文化背景因素?还是从一开始就带上文化的眼光,将音乐因素置入音乐与人类的关系及其文化背景(context,上下文)中,考察音乐在整体文化中的生存状态?上述不同的音乐观念如今不仅在民族音乐学领域都有所表现,而且在该学科领域形成了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长期对峙的局面。由此可见,民族音乐学与一般音乐学所不同的是,无论它对音乐问题有着何等程度上的关注,它也始终摆脱不了去认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说,民族音乐学的观念,从某一个侧面看,乃是文化人类学观念的具体体现,或者是后者学科观念上细分的结果。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相同之处,乃是从最基本的学科主旨层面上表现出来。一、常规方法论层面:,有必要对其在时间、范围和方法论上加以限定和区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的相关定义大都围绕地理的研究范围展开,以民族音乐学乃研究“非欧音乐”的观点为主。例如,施奈德()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第一个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欧洲以外地区(的音乐)的特征进行研究。”(1957)涅特(tl)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的民族音乐的科学。”(1956:1)孔斯特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认为该学科应该研究“除欧洲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所有音乐”(Kunst1959:1)。也有人这时已经开始认为该学科的长处不在于地理划分,而在于研究方法(Kolinski1957)。20世纪60年代,涅特(1963)及梅里安姆(1964)均对上述状况作了概括性描述(参见董维松、沈洽编1985:179-180;185-191;209-211)。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该领域里出现的一个新趋向,是学者们讨论学科基本定义和概念时,已经开始走出固有的常规方法论层面,转而从文化哲学乃至文化观、世界观的高度去看问题。因此,若想较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的民族音乐学发展走向,既应该从历时性角度,看其由常规方法论向哲学文化观转型的过程,也有必要从共时性角度,看常规方法论和哲学文化观这两种学术层次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系统中的并存和互补作用。,在民族音乐学这个复合性边缘学科里,许多复杂的研究对象吸引了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参与其间,因而出现了多维多角的学科取向。这一阶段的学科理论呈现出合流与分叉两方面趋向:在合流方面,以往有关学科研究范围是“非欧音乐文化”或“人类文化”的讨论已经退居其次,认为该学科的长处不在于地理划分,而在于其特殊的研究方法(Kolinski1957)。分叉的一面则表现在当时曾经出现了分别侧重音乐学和人类学观点的两大阵营(Cooley1997)。安东尼·西格(AnthonySeeger)在《音乐表演的民族志》一文中指出:“有关音乐可脱离演奏者及听众而独立存在的这类错觉,往往导致许多混淆的争议,并使人误将民族音乐学分为两派,一派着重分析声音本身,另一派着重分析音乐的社会文化因素……有些关于音乐产品-声音的研究常常不注重考察伴随着声音的表演者和听众的相互作用;有些研究只着重演奏者、听众及其行为,却有时完全忽略了他们所制造或欣赏的声音”(Seeger1992)。若我们据此来考察民族音乐学早期的学科定义,则可以看到尽管学者们皆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