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的关系.doc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09年06月17日13:3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如果我们将从黄遵宪到梁启超的文学诸界“革命”视做是发生史的第一阶段,那么这一阶段的文学嬗变则联系着留日中国作家“初识”日本的结果。虽然存在文学史观念的若干差异,但在反映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紧密关系这一方面,却有着广泛的共识。借助于几种基本的中国现代文学著作,我曾经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构成作过统计。统计表明,留学生出身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情况,尤其当我们以“入史”的价值标准为衡定之时,便更是如此。的确,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着自己的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之中,外来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的“引发”作用就是这样显著。这些外来观念对近现代中国留学生并通过留学生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型”提供了诸多的启发。但是,究竟如何描述和估量留外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所承受外来观念的方式,或者说所谓的外来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他们并通过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产生意义的呢? 在中国近现代留学生所完成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应该成为我们讨论对象的就是留学生作家的“日本体验”、“英美体验”、“法国体验”、“德国体验”、“苏俄体验”等等。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便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体验”。日本是首先赋予中国近现代留学生丰富异域体验的国家。最早出现的留学生作家群体是在日本,留学作家人数最多的也是日本。难怪郭沫若曾经自豪而不无夸张地宣布:“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从“日本体验”的分析出发,当能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作更切实的说明,至少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一种新的人生体验与文化体验是如何开拓、刷新了我们中国作家的视野,激活了我们的创造潜力,并最终带来文学面貌的重大改变。在我们看来,日本体验的“生存”基础至少包含这样三层意义: 首先,这是一种全新的异域社会的生存。郁达夫说过:“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开展开来的。”当留日中国学人脱离了中国固有的家庭、社会与国家的组织结构,在一处陌生又充满新奇的土地上开始生活,他们因异域社会中耳闻目睹的新异而造***生的世界的观念上的冲击,这样的“体验”可以说是极易发生。外族异样甚至是侮蔑的目光击碎了中国人自我中心的优越感,改变了他们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固有定位,郁达夫便将日本人的有意无意的轻视称为“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其次,日本的生存体验常常又来自于具体的人际交往,与“小群体”的生存环境、活动方式直接相关。如章士钊、陈独秀等在日本编辑《甲寅》月刊,这些编辑与作者群体彼此因为对民国政治的失望而聚合在了一起,他们的文字之交又在不断的相互对话中加强了思想的认同。再如以鲁迅为核心所组成的留日学生圈: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所参与的浙江留学生关系圈,又有鲁迅在民报社听讲于章太炎而与钱玄同等八人结成的“师兄弟”关系。他们彼此的交往、交流决定了对一些人生社会问题的理解方向(例如鲁迅、许寿裳讨论理想的人性),彼此也构成某种行为上的牵动与鼓励,不仅影响了当时的鲁迅,也影响到了回国以后鲁迅漫长的文学和人生实践。第三,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个体都不是被动的,个人的人生经验会参与到群体的认识之中,并且与群体构成某种对话的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适应自己族群的同时,人也同样在反抗着自己的族群,而适应与反抗的选择又往往与他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