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竹农村调查.doc

四川绵竹农村调查川西平原的院子一川西平原农村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独具特色的院子,所谓院子,就是居民点,就是农户集中住在一起的地方。川西平原农村居民点的特点是极其分散,每个院子往往只有三、五户,最多10多户,少则只有一户。川西平原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华北动辄数千人的村庄和华南农村至少也是百十人的村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为有趣的是,川西平原不仅院子的规模很小,而且很小院子内也往往是多姓同住。正是院子及多姓杂居,构成了川西平原农村治理的诸多底色之一。川西院子及其多姓杂居,与其土地制度有关。建国前,川西农村的土地买卖及租佃市场已经高度发达,地主出租土地,只租给出价最高的佃户,而佃户从租价最低的地主手中租地耕种。在高度发达的土地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拥有生产工具和较多劳动力的佃户,就可能在土地租佃市场上占据优势位置,通过租种土地,较快地改变其经济处境。那些有生产能力的佃户在土地租佃或买卖市场上寻找更为有利的机会而频繁地变换耕地,而那些生产能力差的佃户也往往因为不能及时交纳当年的地租,而被解除租约。土地的频繁易手,使耕种土地的佃户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很多租种土地的佃户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一个地方种地。二川西平原是粘性土壤,阴雨较多,水源条件较好,这就使得川西平原的水稻农作,很难有华北农村以手推车等交通工具来运送肥料和粮食的方便,农业生产中更多依赖肩挑人扛。肩挑人扛,就使得住宅与耕地的距离变得重要起来,在距耕地最近的地方修建住宅,是最方便农作的。就近耕地修建农舍,农舍就会相对分散。农舍分散所存在的大问题是难以防止土匪的抢劫。抢劫的目标自然不在于租种土地的佃农,而在于有较多收益的地主富农,农村地主因为难以从聚居村庄中获得防范土匪所需的最低安全感,而大量迁入到城镇居住,地主更多是不在村地主,居住在城镇,并因此兼作商业。地主不在村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基层市场体系得以发育,二是村庄的宗族组织因为缺少在村地主等精英人物的关注(利益已不在村,何必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村庄本身的认同及作用下降,宗族组织进一步衰落。在城经商的不在村地主与村庄联系的割断(仅剩下土地收益,就是租地与收租),使得土地租佃及土地买卖受到利益最大化的极大影响,高度发达的土地买卖与租佃市场得以形成。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在高度市场化背景下的土地频繁易手,使得不在村地主的土地租给佃户后,佃户可以在何处完成生产活动,或者说,佃户应该住在什么地方,及以什么方式住下来。有两种形式来解决佃户的居住问题,一是佃户有祖宅,祖祖辈辈住在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没有足够耕种的土地而不得不租地来种,却仍然有自己的住宅,并在附近租种土地来补自家土地的不足。不过,佃户有自己住宅的比例,在川西平原的数量并不大,原因有二,一是固定的住宅意味着他们只能租种离住宅不远的土地,不然耕作就会相当不便。二是农户的家庭周期,往往使得固定住宅缺少灵活性,也就是说,当一个农户家庭周期处于劳动力最旺盛时期,也就是家庭生产能力最高的时期,他们可以租种更多土地,这个时期,固定住宅反而限制了他们在高度竞争的土地市场上租种最低地租土地的可能,而当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处于劳动力最弱的时期,固定住宅又使他们无力租种离住宅很近的那些土地。因此,第二种解决居住问题的办法,是由拥有土地的地主在自己成片的土地上修建住宅,而由租种土地的佃户来住在这块土地所属住宅里面。事实上,建国前,川西平原大多数佃户就是住在地主土地所属的住宅里,其中的地租也包括了修建和维护住宅的成本。建国前,川西平原土地70%归不在村地主占有,富农和中农相对较少,佃农较多。佃农靠租种土地过活。不过,那些生产能力高的佃农的日子可能很好过,甚至有佃农雇佣长工短工的情况,这样的佃农本身具有剥削性质,而在土改中被划为“佃农农”。一块土地再加上一座农舍,构成了一个最小的农作单元,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分作若干这样的单元,然后租给佃农耕作,佃农也可以依据自己家庭周期及生产力的状况,在土地租佃市场上方便地选择合适租种的土地。建国前大乘村的佃农对当时频繁的变换租地及因此而来的搬家,有深刻印象,生于1923年的佃农周某说因为搬家次数太多,家里那点老家俱都被搬得不成样子。三综合起来,建国前的川西平原,在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民频繁流动,一家一户或几家一堆的院子成为适应当地市场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合适居住单位。过小的居民点反过来不利于富裕农户(尤其地中小地主)防匪,中小地主大量搬到城镇居住,进一步加剧了村庄和宗族的衰落与解体。佃农的频繁搬家(因为频繁的变换租佃地),则使村庄内基于地缘的关系与认同难以建立起来,频繁的搬家还使超出家庭单位以上的兄弟、堂兄弟等血缘关系难以借居于一处而产生的地缘利益而得到强化。相反,因为姻亲而建立的亲戚关系因为相对分散,而可以为土地租佃提供信息,为重新租佃土地提供担保和其他方便,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