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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钓鱼执法
一、概述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二、执法钓鱼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三、最新案例
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因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遭舆论质疑。此番舆论潮起《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网帖称，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黑车属于非法营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该名“钩子”还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人。之后两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张军，讲述了自己类似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多数发生在2009年9月14日、15日、16日、18日。
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对此，
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据了解，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 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
张军案件最新情况
中国网10月10日报道 昨日中午，上海“闵行倒钩案”当事人张军（化名）的代理人、律师郝劲松接到闵行区人民法院电话，张军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案已经立案。从9月28日提交诉状起算，昨日是法律规定立案时效的最后一天。
2009年9月8日，上海一位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倒钩”——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被扣车罚款一万。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上海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介入报道，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这样的执法手段。9月16日晚，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建强走进上海本地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对主持人提出的几点质疑均以“不清楚”、“不能透露”、“这是工作秘密”作答，大多网友对此表示不满，并称此事仍然疑点重重。
当事人张军在9月28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退还罚款。但并没有提出要求赔偿与道歉。“我在中午收到了法官的电话，本案已经立案。”张军的代理人、律师郝劲松表示，不索赔是因为害怕又生枝节。
“一个政府的权威由其一贯的良好作风，如民主、公平、公正、透明的形成，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其产生信任。倒钩事件则会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