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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浪漫和梦想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重审跨越世纪、发为主流、滥觞近半个世纪的当代主义汉语诗歌写作，并重新关注浪漫主义汉语诗歌写作路向，此一诗学考量之取向，表面看去，似乎在于纠偏求全以完善历史构架，其实另有可说之处。
　　首先，当代主义中国新诗走到这一步，也确实出现了不可不正视的很多问题，如“叙事”的泛化，“口语”的泛滥，“日常”之琐碎，“当下”之纠结，和“反讽狂欢”下的游戏心理和“自我表现”下的秀场机制等等，综合为不堪“自由之轻”和“角色之祟”的“当代场域”，陷落或沉溺于其中的现代诗人及其诗歌写作，看似自由开放而写法各异而千姿百态，其实内里却是整体同质，无数诗人在写着几乎一样的诗。置此，不论于普泛诗歌兴趣者的欣赏性阅读而言，还是于诗歌理论和批评者的研究性阅读而言，大约全部难免其“郁闷”。
　　其次，因为理想情怀、文化内涵和诗体意识在现代诗歌中的长久缺乏，也难免催生出另一个“诗美乡愁”，即对汉语诗歌之浪漫精神的反顾，包含当代汉语语境下的浪漫情怀，及古典汉语中的庄骚传统，而重涉诗歌美学范围的浪漫主义和古典理想的当代重构之命题。实则不论是诗人还是诗歌写作，只活在浮躁的当下和只活在虚妄的精神乌托邦中，其实是一样的问题。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过于强调了现代诗歌的“求真”、“载道”和“社会价值”功效，和另一个“载道”和“济时”之官方主流诗歌形成二元对立而实际—体两面的逻辑结构，忽略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和精神家园之“净化心灵”和“捡拾梦想”或“复生理想”的美学功效。于此，最少从“接收美学”的角度来看，反顾美学浪漫主义之“诗美乡愁”的诉求，实可谓“当春乃发生”之必定。
　　但上述两个方面的概述，仍然还是属于表层现象的考量。相关浪漫主义诗学的重新讨论，若向更深处追究，则牵涉到当代汉诗发展中，怎样处理好部分带有根本性的、相关诗歌本体的美学关系问题，这里试就以下三点稍作讨论：
　　其一，“质”和“饰”的关系问题
　　“质”和“饰”的问题，说起来是个无关大局的写作方法问题，但最少在当代汉语下的浪漫主义诗歌这里，却通常成为一个首要的问题。虚浮造作和矫情夸饰，是当代诗人对“准浪漫主义诗歌”和“伪浪漫主义诗歌”关键诟病之处，唯恐避之不及。中国古典文论中，也有“质有余而不受饰”之说。然诗歌的生发，诗歌之因此叫做“诗—歌”，确然又有它不一样于非诗歌文体的特质所在。汉语诗歌虽一直以“志”为“质”，但又总苦于“言不尽意”或“意不尽言”，遂借“歌”的外在之“饰”来力图完美表示其“志”。《毛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讲话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歌”之“饰”于“诗”之“质”实为一体两面，不可偏废其一，关键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是。新诗百年，在经由郭沫若等早期浪漫主义之主体精神的夸饰、新中国“红色经典”时期革命浪漫主义之时代精神的夸饰和以部分朦胧诗为代表的“政治感伤”情怀的夸饰以后，以“第三代诗歌”为主潮的新生代诗大家及其后追随者，以真实世界的客观叙事为新的美学标准，根本放逐想象世界的主观抒情之传统，为新诗当代化开辟了崭新的宽广疆域，直至发为主流和“显学”。至此，“诗”和“歌”分离，“质”和“饰”分离，“时尚”和“典律”分离，当代汉诗逐步趋于“散文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