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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去的往事
　　1970年5月11日，我离开上海插队凤阳，当时十六岁半。
　　这天上午，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外婆和我，一起在弄堂对马路铁路线的石栏边上拍了一卷胶卷，是用二哥留下的135徕卡照相机拍的。当时，小哥已去崇明新海农场，特地回来送我。外婆也是，因我要走，提前来我家住了两天；父亲腿上绑着石膏，但坚持要让我们把他从家里抬出，坐在藤椅上，和我们一起照相留念。
　　后来这卷胶卷冲洗出来，竟全部白化，很淡很淡。
　　不知谁说的：照片拍坏，不吉利。不迷信的我，这话竟意外进了大脑。
　　五个月后，父亲去世。
　　虽说白化，但隐约还能见个大概。父亲坐在藤椅上，穿件羊毛开衫，高高的额头，后梳的头发，深凹的眼睛，一丝哀愁。
　　学校集合后，我们登上一辆卡车。在城里绕了一圈，然后开去郊区的彭浦火车站。
　　到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幅标语，红布白纸黑字，到处是红旗，到处是震耳的敲锣打鼓声。
　　小哥和姐姐到火车站为我送行。火车要开了，很多人在哭，也有兴高采烈的，更多人则忙着拍照。我没哭。十六岁半，是个哭了觉得羞耻的年纪，何况四周都是同学。火车开了，我向小哥和姐姐挥手道别。
　　一列火车全是去安徽插队的中学生，我们学校三十多个，目的地是安徽凤阳大溪河公社。火车开了一夜，开开停停。
　　像去春游，像学生时代下乡劳动。每人都带很多行李，新的箱子，新的旅行袋，里面装有奶油饼干、麦乳精、炒面粉，甚至还有钓鱼竿和蟋蟀盆。一路，彼此慷慨递送糕点、水果，吃吃，笑笑，说说，还有唱样板戏的，背毛主席诗词的。在一帮人的起哄下，一位男同学还打开盒子，拿出小提琴，摇头晃脑拉起来。很亢奋，很开心，很热闹。
　　大概开到滁县时，天亮了，窗口望出去，很多煤，很多破衣烂衫的人，有小孩，也有大人，正提着篮子，在煤堆上忙着什么。
　　感觉似乎哪里出了错。眼前所见，像一张很老很老的照片，一张用来表现苦难、落后的照片；也像梦，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让人压抑、恐慌的梦。
　　心，暗了下来。一夜亢奋，全哑了，谁都再不说话。
　　天，徐徐见亮，在一个叫“小溪河”的车站，我们三十多个人下了车。
　　火车上，一个同班女同学，趴在窗上，失神望著我们。她还要坐着火车继续往前，去到更远。同学三年，我们彼此没说过一句话，可那一刻，看着我们离去，她的眼中有了留恋，有了呼唤，有了失去依赖的凄凉。那是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十六岁女生的无望眼神。
　　车站边一个废弃的露天仓库，四周堆放的稻草，被雨水淋得腐烂，地上一摊摊污水，五月的阳光下，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到处是鸡屎、猪屎、狗屎、踩得稀烂的菜皮。
　　各人面前放着自己的行李，彼此惶顾。
　　身后是小镇，一条狭小扭曲简陋得难以想象的泥街。房子也是泥的，歪歪倒倒，茅草屋顶，积成了块，灰黑色，压得很低。掉了泥坯的墙，坑坑洼洼，翘出一根根枯黄草秆。墙上一个小洞，插两木棍，是窗口。街口拐弯处，一条大黄狗，耷拉长舌，喘着粗气，无精打采地踱来踱去。屋檐下，黑乎乎的门洞口，两个挽发髻的妇女，头扎黑布，身穿黑色大襟褂，一个靠住门框，摇着扇子赶苍蝇，一个撩起衣服在喂奶，裸露的奶，薄薄一片，荡到腰围。孩子五六岁，光屁股，一边吮奶，一边好奇地回望我们。
　　来接我们的公社宣传干事，插着腰，站在草堆上，慷慨激昂道：“毛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所为的’。――你们看，我们这的天多大！”
　　天很大，一只无边的圆拱顶，鲜蓝，透明，晶莹晶莹，像生梨的剖面，耀得人睁不开眼。白云浮在半空，一动不动。
　　江山大队上曹小队的到这里来。
　　我们中走出三个，拖着自己的行李。
　　草塘大队陆陈小队的到这里来。
　　火车上一天一夜，拉琴，弹唱，说笑，理当已成一个整体，这会儿，这个整体被拆开了，东南西北，各走各的，谁也不知前方是何方。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其余都是黄的，一片空空荡荡的黄泥般的海洋。麦秆、稻根被晒得蔫蔫地趴下。路，犹如一条飘落泥带，弯弯扭扭，曲向远去。路上车轱辘的深辙，两旁翻起的烂泥，像蚯蚓屎。路边是水沟，沟里的水死了，皱纹都没有；水中的天，纹丝不动。
　　一只蛤蟆，贴在沟沿爬行，爬上一块干泥巴，打个滚，仰天鼓起白肚，力蹬四脚，想翻身，不成功，又头颈支地，两腿使劲，终于，翻了过来，而后张嘴啧几下，爪子抚几下脸，慢慢吞吞再往前爬。
　　两个罗圈腿的农民，挑着我们的行李走在前面，身体压得又矮又粗。脚步声沉沉，咚咚咚地震入地。扁担两头一翘一翘，叽嘎――叽嘎――叽嘎，声音尖细，刺入凝厚的空气。
　　空气毛茸茸的，混有泥土、草屑和太阳光的味道，擦得鼻孔发烫，飞虫成团，盘在头顶，飞响贴耳，“嗡嗡”一片。
　　远处打谷场上，打场人的喊叫声，古老，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