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当代性 论老舍早期对文学当代性的探求.docx

2021年当代性_论老舍早期对文学当代性的探求当代性_论老舍早期对文学当代性的探求
中国古代文学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到上世纪初已趋向衰落，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其当代转型已不可避免。一百多年来，不论是在创作界还是理论界，对中国的文学当代性探求就一直没有间断，老舍也可算是一个，只不过她在创作上的成就远甚于其文学理论研究。实际上，老舍很早就开始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1930年至1936年，她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曾讲授过诸如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欧洲文艺思潮、近代文艺批评和外国文学史等课程，编写过不少的教材和讲义，只是以后全部流失了。1982年文学概论讲义以下简称讲义的被发觉表明老舍对文学理论是下过相当的功夫，动过不少的脑筋。在占有充实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细细的咀嚼，结合个人的创作体验，老舍在讲义中提出了不少在当初很有创立的看法，即使对现在的文学当代性建设全部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强调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给中国古代“文说”正名
　　讲义的开篇就说：“在当代，不论研究什么学问，对于研究的对象须先有明确的认识，以后才能有所取得，才能不误入歧途。”并一再强调“当代治学的趋向，不论是研究什么，‘科学的’这一名词是不能不站在最前面的”。① 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就表现在对部分主要概念和范围进行严格界定和适当使用，老舍在讲义中正是这么做的，首先她为中国古代“文说”正名了。
　　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应怎样命名，至今理论界全部有争论。绝大多数研究者全部对上述概念是不加区分地使用，“中外文论”、“中西诗学”、“中外文学理论”等说法已习认为常了。但也有些人认为应对这些概念做出区分，余虹先生就持此论。她在其专著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对“文论”、“诗学”、“文学理论”等概念和范围，从语言学、文字学、文化学、文学史等方面进行了仔细辨析，认为“中西比较诗学”这一称谓是不严谨的、不合理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的“诗学”和“文学理论”，但有自己特殊的“文论”，“文论”是中国古代的专名，而“诗学”是西方的专名，二者含有结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② 但老舍似乎认为中国古代相关文学的著述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诗学”、“文论”、“文学理论”、“文学原理”等，这些全部是属于西方语境的术语，尽管老舍本人并没有明确论述她区分使用的原因何在。我以为老舍把我们现今已习焉不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古代“文论”命名为“文说”是很正确的。
　　首先，从当代汉语语境来说，“文说”一词给当代读者在阅读或聆听时，能迅捷而正确地领悟到中国古人不是在“论”文而是在“说”文。当代意义上的“论”通常全部较为重视论点的明确性、论据确实凿性、论证的严密性、概念的明晰性、推理的逻辑性，显然这是西方“文论”或“诗学”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就在追求的。可在中国古代，不少被后世频频征引的“论语”，如孔子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诗教也”，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心斋坐忘”，诸如这类，就是先大家在谈文学，或经常是谈哲学、谈人生、谈历史、谈伦理、谈道德之时附带“说”出来的。当今的文艺理论界全部一致认可――西方的重论辩，带有较多的分析性、逻辑性，中国古代的重领悟，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经验性；西方的诗学有较强的系统性，中国古代的则较为零碎；西方的看法表现出较强的明晰性，中国古代的则表现出较大的模糊性。③ 且极力主张它们是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理论形态，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另一个模子。那不禁要问，二者既然差异如此之大，又为何一定全部得用“文论”或“诗学”呢？是不是找不到更加好的语词呢？“诗学”是西方的专名，那“文论”就是中国的专名吗？“文论”和“文学理论”又有什么不一样？这么想来，老舍用“文说”来命名中国古代的可能是最适当的又最明白的，有了这一命名，中国古代“文说”和近当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不一样从名称上就可表现出来。
　　其次，从古代汉语语境来说，“文说”一词给中国古代有关文学的著述一个历史的还原。中国古代虽也有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那样含有系统性的理论专著，但数量不大，大量的是以下几个表现形态：一散见于子书中的一些章节、片断的文字；二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三文人之间来往的书信和多种文集的序跋；四小说含戏剧评点；五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中相关文学的言论。④ 不少文章或著作经常以“说”阮元的文言说文韵说、刘师培的文说、“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谈”沈括的梦溪笔谈、“语”论语、太霞曲语为题，说话、对话的特点较浓。另外，我们还不应忘记，中国古代的部分主要文学看法就是以“说”而不是以“论”来命名的，如“言志说”、“载道说”、“缘情说”、“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等等。而且我们也不用担心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