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doc.doc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 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 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 “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 548 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第二,在民族政策上。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及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时会采取羁縻甚至“永敦邻好”的政策,以求得内部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总的说来,统一性质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无论是苻坚的执意南征,还是东晋南朝的多次北伐,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统治阶级的民族观自然以相互的隔阂、敌对心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但与此同时,各民族统治者为加速自身发展而采取的内迁、汉化等措施,则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民族心理,并为新的统一局面下出现“天下一家”的观念铺就了基石。隋唐皇朝与秦汉皇朝一样,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高明得多。唐高祖曾自信地说: “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⑸,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⑹的观点,并因此而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曾达到朝士的一半左右⑺;广泛的和亲政策,成为唐朝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外政策的开通,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性的都市……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融洽局面。这是在政治统一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民族关系的现状提出与制定适时的认识及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旧唐书·高祖本纪》曾记载了唐高祖李渊关于民族问题的一段见解: “高祖尝谓侍臣曰: ‘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语述朕此怀也。’”后在裴矩、温彦博的劝说之下, “高祖乃止”。《旧唐书·突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