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论额尔古纳河右岸额尔古纳河右岸.docx

论额尔古纳河右岸额尔古纳河右岸
假如说，伪满洲国是迟子建对宏大历史的真实展现和冷静表述，那么，她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载于收获2021年第6期则是对边疆弱小民族――鄂温克族的深切关注和满含情感的描绘。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对于提升鄂温克族文学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含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其说是一部小说，毋宁说是一部记载鄂温克民族近百年来遭受苦难和文化变迁的宏大史诗。民族历史之为历史，不但是族群对自我过去的追忆和诘责、坚守和隐痛、反思和探究，不但是一个主观性的存在，它还含有不可规避的以“时间”形式统计下来的客观性内涵，是民族的全部过往和存在留下的无法抹去的痕迹。难能可贵的是，迟子建在字里行间袒露着对这个弱小民族的挚爱及对个体命运、族群命运的强烈关注，她对鄂温克民族的过去历史和未来改变进行了深沉思索，尽力在当代文明和传统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在独立坚守和快速适应的矛盾中寻求一条鄂温克族的生存发展道路。能够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但是一部厚重的、洋溢着作家发明力和想象力的长篇，而且是一部兼具民族历史、民间立场和自然叙事的力作。
　　一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男人是历史书写和历史演出的主角。我们****惯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英雄豪杰、人为权死、“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史记到清史稿，男人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血腥味和喧嚣声。但这一次的历史轮到女人来讲，不论是书写者还是演出者，女人成为真正的主角。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鄂温克女人。小说这么开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一个带有苍凉意味的自述性开头，小说借“我”的视角――鄂温克民族最终一位酋长的妻子讲述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所经历的悠长而伤感的发展改变史，穿越的时间跨度则愈加久远。透过叙述人的平静讲述，小说概括了几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使这部以迁徙漫游为关键情节的小说，含有了民族成长的意义。而在一个女人的讲述中，鄂温克人和异族的仇杀、猎人和狼的殊死搏斗、饥荒战争和政治斗争这些本应残酷的情节也变得悠远、悠然乃至优美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即使是一部女性书写和女性叙述的小说，但一样含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在小说的历史叙述中，“过去时”的时间标志和历史事件、历史意象、历史人物既是叙述展开的依据，也是历史本体意义的思索，因为作家探索的正是民族文化、民族命运和历史存在的冲突。这么，额尔古纳河右岸展现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就成了小说中一个主要的情感符号，承载着丰富的意义指向。
　　小说文本以真实而正确的时间叙述话语方法来标明历史的身份，从而组成作品饱含历史感的显形式。迟子建用九十岁的“我”在一天内讲述小说的形式把小说结构分为三部分：清晨，正午，黄昏。而在一天内，“我”讲述了“我”所在的鄂温克族乌力楞一个小族群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从晚清到本世纪初。随即，作家又根据历史次序，以模糊时代和准确时间相互交错的笔法涉猎了很多鄂温克族的历史史实：三百年前俄国人把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驱赶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光绪年间李鸿章派人到漠河创办金矿，俄国商人到森林中和鄂温克人做生意，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对鄂温克族的血腥奴役和残酷压榨，鄂温克人的抗日斗争，苏军对日本人的轰炸，日本人的败退投降，1957年林业工人进驻大兴安岭，1959年政府为鄂温克人建立了定居点，三年自然灾难迫使汉人进山偷猎驯鹿，1965年政府为鄂温克人设置了激流乡，部分鄂温克人到激流乡定居，鄂温克孩子上学读书，鄂温克族第一位大学生，1998年大兴安岭火灾，新世纪早期绝大部分鄂温克人到布苏定居，等等。小说以时间的纵向铺陈，配以鄂温克人随时搬迁的空间横向流动，使厚重的历史感、历史情怀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即使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观照鄂温克民族的变迁史，但作家并没有悬置历史和隐藏时代感，也没有主体对客观历史的干预和解构，更没有对民族历史和主流历史的嘲讽和调侃。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表示的历史意识，凸显了这么一个观念：民族历史是一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人是表现民族历史的详细存在。正如兰德曼所说：“人作为一个文化的存在，也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这一点也含有双重意义：她对历史现有控制权，又依靠于历史：她决定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1 这种兼顾民族历史主客体双重形态的自觉意识，既是作家重视线性时间历史意识的表现，又能够使历史精神和历史感达成统一。“所谓历史感，它所要表现的就是由一定历史客观实事构筑的历史文化中的人类本质力量和精神，表现的是作家面对浩瀚的历史而发出的心灵的回声。”2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读者能够感受到这种由民族历史的客观史实的诗性描写所带来的强烈历史感、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鄂温克人对俄军入侵家园的深刻记忆和她们经常流露出对过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