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doc

郑振满, 文化历史与国家-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郑振满 1 ,黄向春 2(1 .厦门大学历史系; 2.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一黄: 国内人类学界的学者关注您的研究, 基本上是从您对家族、宗族问题的研究开始的。您在 1992 年出版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 尽管是一部历史学的专著, 但与它在史学界的影响一样, 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 这恐怕跟宗族问题已成为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的共同兴趣有关, 特别是在弗里德曼之后, 人们一般都把宗族作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窗口。您当初是怎么选择家族、宗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 郑:我是从做傅依凌先生的学生时起,开始对家族问题发生兴趣的。这里面有一个兴趣转移的过程。傅先生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而学术界有人给我做总结说, 我的研究是从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 这个说法大概还是可以接受的。认真回想一下, 在八十年代中期,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 我的选题都有比较多的经济史的色彩; 到八十年代末, 从博士论文选题开始, 就转到社会史了。其实家族的问题也是从经济史中阐发出来的, 这就是傅先生所关注的乡族问题。乡族的理论, 是傅先生提出的, 在四十到六十年代学术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 他的观点成了一家之说, 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 但不能顺利发展, 其原因在于受到了乡族的制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假设。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种观点可能有些局限, 但当时从这个角度解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就独此一家, 而且现在看来这一家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我们今天可以对这个问题作新的解释, 比如说乡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它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而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乡族的形式。乡族是怎么来的?傅先生原来认为乡族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是随着集团性的移民而被带到南方来的。傅先生曾在日本留学, 可能受日本学者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提出中国是亚细亚社会,是古代的村社制、家族制的残余,氏族制的残余,明清的中国是这样一直延续下来的, 因此是停滞不前的。我对这种观点一直很怀疑。我认为傅先生关注的乡族问题,实际上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明清时代才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一种创新, 而不是残余。另外, 促使我做家族的研究, 还有一个在资料上的机缘。傅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 强调用“自下而上”的眼光研究历史, 因此对民间文献、地方文献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等的收集、整理和运用特别重视。在傅先生的指导下, 我们在福建各地长时期地进行了民间文献和地方历史文献的普查、收集工作, 获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资料。而在这些资料中, 绝大部分都跟家族有关, 如族谱, 它本身就是家族文献, 契约也有很多是体现家族与家族之间或家族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特别是有很多分家文书,它直接就反映了家庭、家族的分合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财产流动过程。因此, 我对家族的研究可以说是由资料本身促成的, 是资料所反映的经验事实本身给了我研究的灵感。在关注家族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我考虑的就是傅先生提出来的关于乡族的问题。乡族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社会结构来看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县以下”的社会结构的问题。早先傅先生的乡族理论, 是从“公”与“私”这两方面来谈的。傅先生认为国家是“公”的系统, 乡族是“私”的系统, 直接控制地方社会的往往是“私”的系统。传统史学对“公”的层面研究比较多, 大家都在做通史的、王朝的、制度的研究,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研究当然做得很不够, 而对“私”的层面更少关注。我们到各地去调查, 碰到的资料刚好就是地方志、族谱、碑刻、契约等地方历史文献, 这些资料集中反映了“私”的系统,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乡族”问题。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 认为这反映了两方面的历史趋势: 一方面是乡族组织的发展很快, 另一方面是地主经济、私有经济的衰弱很快, 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带动了乡族经济的发展。其实, 这个因果关系是可以互相颠倒的, 可以说是共有经济的发展使得私有经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也可以说是乡族经济的发展使得乡族组织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毫无疑问, 在乡族经济的背后, 就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我在做了乡族经济的形态、结构、发展过程、社会功能等问题之后, 感觉必须对乡族本身要有更多的认识, 而乡族的涵盖面太大了, 就必须先做乡族的基础和更基本的单位——家族, 所以博士论文就以家族组织为主题。后来我是在做了家族之后, 再回过头来做家族外的层面的, 如社区, 地方公共事务等,这又回到了乡族上来了。黄: 您对明清家族的研究, 基本上是从宋代的社会转型切入的, 可以说宋代是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