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doc

20 世纪唐诗研究述略大致说来, 20 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k ǎ i@ 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 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 等, 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 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 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 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 1915 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 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 9 月起, 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 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 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 1922 年, 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 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 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 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 1926 ) 、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9 ) 、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 、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 、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 1935 ) ,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 )、陆晶清《唐代女诗人》(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1 ) 、孙li á ng@ 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 1932 ) 、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3 ) ,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 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 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 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 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 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