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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谈写作】王开岭：素材的个性占有与拓展
当代作家谈写作
王开岭作家，媒体人。历任央视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节目策划，指导《社会记录》《感动中国》《24 小时》《看见》等节目，曾获中国电视金鹰奖和多种国际纪录片奖。著有散文和思想随笔集《精神明亮的人》《古典之殇》《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王开岭作品·中学生典藏版》等十余部，入选国内外数百种优秀作品选，曾获“百花文学奖”等众多奖项。其作品因“清洁的思想、诗性的文字、纯美的灵魂”而在年轻一代中拥有广泛影响，入选苏教版语文读本和多省市高考试题，被誉为中国校园的“精神启蒙书”和“美文鉴赏书”。
素材的个性占有与拓展近年来，大概因中高考试题常光顾拙作之故，许多学校推荐读我的书，于是我常受邀去作讲座，我通常用自己的一本书名作总题，比如“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内容不定，多涉读书、信仰、精神成长、自然生态、生活美学、传统文化、理想主义等。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不愿触碰的一个话题就是：写作技巧。我通常会从这类提问中逃掉，因为我不是技术派，在写作上，我是笨拙的，算作天然派或性灵派罢，而性灵是自由肆意、不规则的，甚至无章可循。所以，我从来不是一个持续性、密集性写作的人，产量很少，我需要很强的动力和刺激，我必须等某桩灵魂事件的悄然降临，让一次写作成为
“必须”和“非你莫属”才行。
在我看来，每次写作都有唯一性，必须找到进入的角度和语境，不仅要贡献故事和主题，还要贡献语言、结构和文本，这是个手艺活。我的体会是，第一行字最难写，它不仅是叙事起点，还锁定了整个语境和文本气质。比如，五年前，北京雾霾最严重时，我写过一篇《这个叫“霾”的春天》。我的第一句话是：“这么昏暗的早晨，连公鸡都不会为它打鸣。”这样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它注定了整篇文章将是一种时间叙事，其感情色彩有一种“抗议”性，其语言气质有幽默和诗意之嫌，于是，它让文本一下子远离了严肃和保守，规避了传统的说理和议论。所以，当接下来出现“这么肮脏的春天，桃花竟然开了”时，你就不会觉得突兀了，你已经适应了它的语境。这篇文章获了当年一个散文奖，颁奖词里除了表扬它的“敏感”和“及时”，还提到了它的语言和文本价值。这就是文学和新闻的区别，只有好话题，没有好文本，只能算一个新闻作品。当然，好新闻也要追求好表述，否则没有表现力，比如我的同事柴静后来做了一部关于雾霾的作品——《穹顶之下》，在调查类新闻表达上，即是一次大胆实验，社会争议她带来的话题，而传媒专业的师生则研究她的方法和样态。
艺术不同于学术，它是排斥规范、畏惧经验的。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任何定式、模板和清醒的技术都令其沮丧。他最喜欢的是
“意外”，是“陌生”和“偶然”，是文字本身的魔力和爆发力，是不期而遇又命中注定的东西。即使隐约有些固化的****惯，也是闪烁难言的、不自觉的，且一说出来自己就难过，有挫败感。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和杜拉斯《情人》的开头，在小说史上堪称纪念碑，那是“技术”无法企及的，在评论家眼里，它们可以成为经典，成为不朽的范式，甚至招来众多复制，但于作者本人，那仅仅是天赐，乃一时兴起和直觉所致。而且，他不准备用第二次。
有一次，某全国作文大赛邀我做嘉宾，本来我准备的题目是关于阅读与成长的，但去会场的路上，我听见家长小声叮咛孩子，“好好听作家讲怎么写文章”，心里咯噔一下，我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