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理学视域中的礼乐文质论-以朱熹为中心的研究.docx

国学研究-理学视域中的礼乐文质论
以朱熹为中心的研究
 
 
　　内容提要：朱熹以“敬”与“和”为礼乐之“质”，最终则将其上升到了“仁”与“天理”的层面；而礼乐之“文”涵括了礼乐实践的各个方面，为礼乐本质内涵的外化形式。他主张礼乐应当文质兼备，并符合中庸之道，对现实的礼乐实践则强调“质先而文后”的主次关系。朱熹关于礼乐文质论的辨析所形成的主要观点，与其礼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及其实践哲学息息相通，并为纠正当时崇尚空谈高妙悬空之“理”，而缺乏贯通下学与上达的践履功夫的理学风气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对礼学与理学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朱熹；理学；礼乐；文；质
　　作者简介：冯兵，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
　　礼乐文、质的内涵及其关系问题历来都是各代思想家在讨论礼乐时所关注的内容，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观点与态度，也就基本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礼乐文化的发展面貌和特征。在两宋时期，理学蔚然兴起，礼经学的发展不仅与之相伴始终，且是其核心内容。而朱熹既是理学巨擘，也是经学大师，尤其是对传统礼学的重建与推广更是居功至伟，在理学家中，可谓无人能出其右。虽然他关于礼乐文质论的辨析并不算太多，但他对之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却与其礼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及其实践哲学息息相关，是其礼学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对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学者认为，礼乐的文质“是一对极具涵盖性的范畴。从宏观上看，它们是对社会文明状态的总体概括，文质的不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礼乐制度的发育、发展程度。在微观层面上，礼的文质关系反映的是礼的形式与内容、意蕴，或礼呈现的式样与其本质、精神、功能的关系。”[1]但对于具体的文与质的理解，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那里，却都有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既与思想家自身的学术气质有关，也和时代的理论背景有着根本联系。朱熹关于礼乐文质内涵和关系的讨论，就不仅
继承了原始儒家的礼乐精神，而且有着浓郁的理学色彩。
一、礼乐之“质” 
　　朱熹说：“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2]朱熹从万物皆为先“质”后“文”之理推而至于礼，则“质”是礼之本，“文”显然就是礼之末了。而事实上，对于礼乐的本末问题，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有所思考。如《左传·昭公五年》记载，鲁侯访问晋国，此时晋人对于鲁侯是否真正知礼曾有过一番讨论：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陈来对此做出过允当分析，说：“鲁国保存周之礼乐最多，鲁昭公即位时间不长，他在访问晋国的各种仪典之上，其进退应对都能合于礼数，这说明他对礼制的仪节度数素有了解，也显示鲁国礼乐文化的基础的深厚。昭公与晋侯相见，本无失礼之处，但晋臣女叔齐郄批评昭公不懂得‘礼’。可见，‘礼’的观念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突破性的变化，而这种突破就在于注重‘礼’与‘仪’的区分。”[3]笔者亦认为，此时的“礼”已不再仅是外在的制度、仪式等形式化的、具体的事物，而主要是一种内在的政治与伦理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礼”与“仪”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也随之有了本与末的区别，其实质也就正是礼乐的“质”与“文”的差异。
　　与这一事件的发生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孔子亦曾指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强调礼乐重在本质，而非外在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礼乐的文质本末问题的思考似乎已经趋于普遍化。后来朱熹解释孔子之言道：“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4]礼之本是“敬”，末是“玉帛”；乐之本是“和”，末是“钟鼓”。虽然本末并用才有礼乐，但显然本先于末。二程则曰：“然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畜多少义理。”[5]在二程处，礼之本质可用一个“序”字概括，乐则是“和”。
　　二程与朱熹对于礼乐本末或文质的规定在《礼记》中完全能够找到依据，如其《乐记》篇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等等。礼乐所代表的是天地之“序”与“和”，乃天地所内蕴的基本精神的化身。而所谓“别宜”，也就是强调“有序”，“序”的具体内容则如《荀子》所说：“贵贵、尊尊、贤贤、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