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还是内卷_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_评彭慕兰_大分岔_欧-word资料(精).doc

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 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黄宗智提要: 彭慕兰(h Pomeranz) 在其新著《大分岔》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观点, 即欧洲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 1800 年以后才出现的。由于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 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 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 20 年来西方研究 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 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 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 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 的演变, 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 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 的变化, 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 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 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 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 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 部分地区) 的人口压力。关键词: 内卷发展大分岔中西比较 18 世纪彭慕兰认为, 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 是在 1800 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 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 与过去 20 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 1800 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 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 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 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 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 19 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 149 · 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 佩里· 安德森(Perry Anderson) 、斯蒂芬· 哈勒尔(Stevan Harrell) 、艾仁民(Chris Isett) 、李放春、马克· 塞尔登(Mark Selden) 、苏成捷(Matthew Sommer) 、张家炎、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的三位审稿人( 罗威廉[William Rowe] 和两位匿名评论人), 以及特别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 、罗伯特· 布伦纳(Robert Brenner)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 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 基本准确。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材料①。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 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 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 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 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cen- tralization) 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 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 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 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 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 近代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 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 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 在揭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 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然而, 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 有关证据能否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 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 因为它跨度极大: 不仅讨论中国, 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 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 或者西北欧) 的研究, 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 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 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 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 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 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 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 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 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 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