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从技术困境到伦理曙光.txt

1860年,爱尔兰籍英国科学家约翰·廷德尔发现大气中的水蒸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成分会造成温室效应。1896年,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发表的论文《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的影响》。阿累尼乌斯通过计算得出,如果人类因为燃烧化石燃料而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加倍,那么全球平均温度就会上升5摄氏度。1897年,阿累尼乌斯就此进行过观测并怀疑温室效应会发生,然而并未引起注意。
这一年,英国的不列颠发动机辛迪加公司给邮电部提供试用的戴姆勒汽车,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汽车;法国巴黎修建了奥赛火车,它成就了今天被称为第二个卢浮宫的奥赛艺术博物馆;美国奥兹莫尔比汽车工厂成立,2年后生产出美国汽车领域的老牌先驱Curved Dash Runabou。
这一年,德国借口“曹洲教案”,派军舰侵占胶洲湾,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洲租界条约》,允许德国租借胶洲湾,在山东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铁路沿线矿产等特权;俄国在我国东北开工修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并将整个东北囊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控制了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利权。
这一年在日本是明治三十年,规模空前的八播制铁所创办,成为日本钢铁工业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同年,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先行者片山潜发起了日本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创办了早期工运刊物《劳动世界》。
这一年在中国是光绪二十三年,谭嗣同完成了他的著作《仁学》,主张:“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鼓吹中国摆脱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次年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
汤因比这样描述1897年的世界:
“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彷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像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人类与大地母亲》序)
从全球尺度看,这一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商文明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这样的农耕文明社会正被迫调整方向、改造自己,为救亡图存而走上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的“追赶”之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人会在意阿累尼乌斯的计算结果。赢家通吃、弱肉强食,各国的精英集团都倾心于政治、经济、军事争斗。这一切争斗的动力正是化石能源。越来越多的煤炭与石油被采掘出来
,填入工商文明这台巨大的发动机中,随之排放出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没人意识到,他们的争斗正悄然将阿累尼乌斯的计算结果变为现实。
只有高更借画笔于这年发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图四)
冰芯:造化的声音
阿累尼乌斯的声音被淹没在发动机的欢唱中,连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也憧憬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前景,这就是人类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回答。为此,人们毫无顾忌地在征服的道路上飞奔,要征服的对象既包括大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同类。
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暖化现象终于引发了学者群体的普遍关注。在有温度记录的1850到2006年间,人们发现了全球暖化的明显证据(图五)。
学者们进而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