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后半生 大时代的孤舟.doc

--页脚--沈从文后半生大时代的孤舟特约撰稿若安1934年1月18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见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他在第一封信里为“活着的意义”有感而发: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这是上午的沈从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头淡淡的午后阳光,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将近一个甲子之后的1992年,25岁的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偶然读到了这封信。“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地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如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接受采访时说:“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但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如此的戏剧人生,上下半场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张新颖看来,1930年代那个在河边参透“历史”的沈从文,已经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利用《沈从文全集》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新颖耗费10年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最近面世。“从事杂文物研究是外部压力和沈从文内在主动选择的双重结果”,这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内容。--页脚--“沈从文把自己看作河中的一枚普通石子。他的生命也是一条河。那些在别的作家笔下要经受现代考验和质问的普通人,到了他眼中变成了生活自在的、自身有着人性纯朴品质的人,所以他会在***女身上、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对他们的尊重和学****不管是他从事文学,还是后来进行杂文物研究,都是如此。”1972年,沈从文刚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1948-1949:从崩溃到重生1923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差点将他倾覆。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的悲剧”让沈从文忧心如焚。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自由作家,他并没有明确的好恶倾向,始终警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1948年11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两个月后,风暴来袭。北京大学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使沈从文感到极大的震恐,认为政治清算终于到自己头上,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不久又收到恐吓信,随即发展成“精神失常”。张新颖在和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对谈时说到,沈从文不是一个现代舆论启蒙产生出来的、可以断然和过去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乃是从他那个苗汉混居的偏僻山野一步步成长得来的,要在一夜间把自己从前的经验全然否决,对他绝无可能。“梁思成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觉得清华也解散了,当然还可以照常做,很好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可是沈从文就是不能接受。从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命运,这个刺激太大了。”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