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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性规则和解释性规则的区别
目次
导论
Ⅰ区分立法性规章和解释性规章的作用
Ⅱ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1993年的看法
Ⅲ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1997年的看法
Ⅳ解释性规章能修正解释性规章
（arbitraryandcapricious）拒绝规章的风险降到最低，行政机构在对规章的基础和目的的陈述中，对于为何制定该规章的缘由，为何拒绝吸纳来自各方面的对规章的批判，为何拒绝评论中提出的替代规章，都必需给出详尽的说明。[24]对于一个有争议的规章而言，其背后是简单和不确定的关系，有争议的价值推断，导致决策程序漫长困难。[25]
美国环境爱护署（以下简称EPA）1997年颁布的新的臭氧和微粒标准的制定过程，就是一个例证。[26]EPA准备提高1992年已有标准的严格程度。[27]EPA解释说，在1992年标准颁布之后，又进行了一百多项讨论，并都已公布，这些讨论显示，1992年的标准很可能不足以爱护公众的健康。[28]很多讨论发觉，臭氧和微粒水平达到或低于已有标准容许的水平，还会带来不利的健康后果，包括死亡。[29]EPA收到了超过10万件关于拟议新标准的评论。[30]很多这些评论包括对作为拟议新规章基础的讨论的详尽分析和批判。到EPA颁布最终规章时，它在规章制定过程中，已用了数千页纸来说明它为什么选择这一标准，而不是收到评论中提出的很多替代标准。
行政程序法的规章制定程序的完成，经常要花费成千上万人很多年的时间。带来的社会成本以多种形式消失。有时行政机构感到有制定规章的必要，却往往数年后该规章还未出台；有时因技术变迁或因我们对作为规章前提的关系理解的变化，规章已认为过时，数年后却依旧有效，未加修订。制定法经常要求行政机构颁布大量的规章，但行政机构经常仅能完成法定授权要求的一小部分，由于它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完成国会所要求的全部的规章制定。最终，很多状况下，行政机构发觉规章制定程序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它们宁愿根本就不去制定规章，转而试图仅仅通过即席（adhoc）的纠纷裁决来实现其法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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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规章制定过程的昂扬成本，对于行政机构常通过颁布解释性规章以规避规章制定程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对于行政机构依靠解释性规章实现其任务，有这样几个重要的限
制。第一，很多制定法的起草过程中，都迫使立法性规章的颁布，成为行政机构运用其他机制实施制定法的不行缺少的基础。例如，《清洁空气法》（CleanAirAct）授权EPA和其他机构实行一系列行动以执行流通空气标准（ambientairstandards），但清洁空气法本身没有建立任何这样的标准。[31]作为结果，在EPA经由规章制定程序颁布规定该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的立法性规章之前，不论是EPA还是其他机构都无法实行行动削减污染物的浓度。假如没有这样一个立法性规章，解释性规章不能有任何价值或效果。一个解释性规章必定要解释什么-或者是制定法或者是立法性规章。
其次，即使是行政机构在制定立法性规章或解释性规章之间选择，它还是经常选择制定立法性规章，由于立法性规章比解释性规章有着强的多的效果。例如，《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withDisabilitiesAct）禁止对残疾人卑视，该法没有要求行政机构颁布立法性规章来对“卑视”（discrimination）或“残疾”（disability）加以界定。[32]行政机构可以选择立法性规章或解释性规章来对“卑视”和“残疾”这样的法定术语作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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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类规章有着不同的效果。如最高法院至少从1920年以来始终认定的那样，立法性规章“如不与制定法的明文规定相冲突，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和效果”。[33]立法性规章以与制定法难以分别的方式，拘束着公众和法院。相反的，解释性规章仅仅是行政机构对制定法当前解释的一个陈述。，最高法院清楚的表明解释性规章没有“掌握的力气”（powertocontrol）。[34]法院可能认为行政机构的推断有劝说力，也可能认为行政机构的推断没有劝说力，取决于“考量的全面性，推理的有效性，与此前和此后推断的一贯性，全部这些因素的具备，使得行政机构的推断虽无掌握的力气，也有劝说力。”[35]如法院已熟悉的，解释性规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沟通行政机构雇员和被影响公众的一种方式，它将当前行政机构对制定法和立法性规章的相宜解释所持见解告知公众。
然而近年来，在某些巡回法院，立法性规章和解释性规章的效果的传统区分已经变小了。1984年，最高法院在谢弗林诉自然资源爱护委员会案[36]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任何行政机构对其实施的暧昧不清的制定法规定的合理解释，都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