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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更新税收观念税收理论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始终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峻。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入成本和劳务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的同时，那一时期的工业品实行方案价格制度。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水平又长期高于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水平（即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售价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相对的高额利润。
—─在始于新中国创建初期且几十年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于是，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合”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此的“税收收入机制”，对于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一般百姓的眼中，无论纳税还是上缴利润，都是公家的事情，与个（私）人无关。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政府不向个（私）人征税。有了税收与个（私）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制度的阻隔，老百姓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政府部门的眼中，无论征税还是收取利润，大都是政府与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的事情。有了同属全民全部制、彼此都姓“公”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政府部门税利不分或只问财政收人的“量”而不大问它的“源”，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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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税收观念。应尽义务说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继打破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政府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方案价格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原有的税收收入机制的基础不复存在了，全部制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收入机制自然要相应调整：由主要从隐含的渠道收取非规范性的“暗税”转到以公开的形式征收规范性的“明税”；由基本依靠国有经济单位的单一财源扩展至包括各种经济成分以及城乡居民个人在内的多重财源。进人80年月以后，中国税制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改过去基本上只有一种“工商税”的格局，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新的税种间续出台。到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税种的总数达到了34个。
随着税收收入机制的调整，税收开头广泛地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同人们的切身利益日益亲密地挂起钩来。这一变化，对传统的税收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重新端详税收观念并对此给予新的解释。事实上，在当时，“必要扣除说”与新的经济体制环境的激烈碰撞，已经迫使税务部门和理论界转而启用“应尽义务说”去进行宣扬：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然而，面对调整了的新的税收收入机制以及关于税收的新的解释，由于长期“无（明）税”的惯性作用，人们做出的反应并未如所期望的那样跟上形势变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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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百姓，多年生活在“无（明）税”的环境之中。一旦被告知其有纳税的义务，须拿出本已装入自己口袋中的一部分钱去交给政府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进而进展到下意识的躲又扩展为有意识的躲。其结果，各种偷逃税行为如同“病毒”，附着于“明税”的肌体上繁衍滋生，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中的少部分人身上，到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扩散，进而几乎把全民和集体全部制单位统统卷入其中，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
——政府部门；多年****惯于以“暗税”的方式从国有经济单位组织收入，一旦面临多重的财源结构，须为履行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向形形色色的纳税人征收实实在在的“明税”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时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方法和手段去和纳税人打交道。在政府支出增势迅猛、规范性的税收渠道不畅的状况下，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性方法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级政府部门开头独立收费项目，以收费的形式填补收入的缺口。
问题还有简单之处。事态演化下去，更为令人忧虑的局面消失了。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其凭借政治权力而征收的钱，也都是其可用于履行职能的钱。只不过前者纳入预算管理，不行随便调整；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自由支配。既然征税和收费被混同在一起，在管理上，收费对于各级政府部门（特殊是地方各级政府）又有着种种的便利之处，所以，税费不分──不论什么钱，夹到碗里都是菜，重费轻税——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而以费挤税，以牺牲中央税收为代价擅定减免税条款，甚至采纳非法手段鼓舞企业偷逃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便由此产生并扩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