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说诗.doc

株洲说诗
株洲:诗的奢华

昨天一到株洲,就看见一个很好的标语:“株洲,你从来没有如此的奢华!”今天感到果然。株洲用这么多的诗,这么多青春的诗人,来装点自己干旱已久、即将进入冬天的大地,我想是够奢华的了。
制,写成随时可以起头随时可以煞尾的那种,而要用艺术的规律去约束,用我们对文化、对生活的整体理解去约束自己。你到森林里看树木的高度都差不多,谁给它限制不许它长高的?那是有一种自然的约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就是自然的约束。闻一多讲诗是带着镣铐跳舞。带着镣铐跳舞不是说你要写旧体诗,要押韵对仗,而是诗人内在的一种自我制约。虽然我们写的是自由诗,但仍然需要以诗歌内部的规律来约束、限制,使诗变得精致。把意境做到极致。这是在约束自己。不让它横生枝丫。约束力能使我们向更高的地方跨出一步。

诊断:几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这次参会的诗人里。有的作者是真正生活在农村、在底层写作的诗人。比如曹利华同志,他对土地更执着,对植物更执着,对在土地上种植的过程更执着。他把棉桃的绽放当***情来抒写。但是他的诗也有一个问题,即过于绵密地把语言摆到了一起,这种绵密对诗的抒情是一种妨碍,绵密的叙事和介绍恰恰是写诗所忌讳的。过去大家说赋、比、兴,对赋的东西比较忌讳。随着诗歌的发展。大家写得很细致,细节很多。但如果写得太绵密,就没有空隙了。没有河沟,就没有水流动的地方。情感是水流动的地方,你的事件是一个河岸。河岸与河岸之间,是河床,是河流。诗,既要写得执着,同时在语青的跳跃上,在对事物的把握上,要随时把事件性的叙述转为情感的抒发。要有叹息的地方、赞赏的地方,有呼吸的渠道,不能过于绵密。有段时间我跟几个诗人聊天,他们说现在时兴这个,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当下诗歌写作中存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些诗从头到尾说一个事件的过程,读下来跟一篇散文一样。
又有一位诗人,对历史的东西感触比较深,其作品能够把握历史的深度,有一种凝重感。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也容易出现问题:这种静态的书写往往造成一种隔离感,读者很




难进入你的情绪。当然这样写还不算太坏的。过去有人写博物馆。写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口大锅,一双草鞋,一支步枪等等,读起来像是文物的解说词。为什么?因为写得过于静止、过于静态,或者说是过于死了,没能用自己的情感把它激活。情感活不起来,就只能是一般地去说了。这种写作。难就难在人与物之间的交流。你可以跟它对话,把它当做你的一个朋友,就像有的诗人写农作物,不是客观地说他的麦子长得怎么样,苞谷长得怎么样,棉花长得怎么样。而是把自己的情绪注入这些作物里面。你是在写诗,不是在给人家介绍你的植物,不是在给人家介绍你博物馆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情感的注入和写作对象的激活是很重要的。
还有的诗人,语言挺好,情绪挺好,写在山里生活的宁静和安逸,对人与自然的交融把握得比较好。我唯一感到不足的地方就是,读这样的诗,我似乎觉得跟晋隋时期人们的情绪和对自然的感受差不多。而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和时代氛围对诗的渗透就相对缺了一点。读起来觉得很美很宁静,但是又觉得离我们很远。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山永远是这么一个山,我们的水永远是这么一个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写这个山,都写这个水,那我们今天再写的时候怎么写?比如说《蜀道难》,在李白之前,很多人写过《蜀道难》,而李白写这首诗的用意并不是简单说蜀道多么难。后来郭沫若先生写过《蜀道易》,他写铁路通了,蜀道就易了。但我觉得他对李白这个诗的理解不够,李白这首诗写的是政治啊!你看诗的最后:“磨牙吮血。***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四川那个地方快发生动乱了。那地方的社会状态、政治形势很严峻。前面说的是自然,最后则归于他的思想。又比如说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看起来是写景,其实也不完全是。是写到景了,但主要写的还是个人的心境。他的改革失败了,给他贬下去了,后来又被重新召回来,重新搞他的改革。所以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我觉得我们写自然,还是要把人的情绪、人的思想渗透进去。把人性的东西灌注进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总说诗被边缘化了,诗歌刊物被边缘化了,文学被边缘化了。然后。大家又说,这个边缘化是应该的,为什么呢?文学从来就是边缘化的,边缘化是文学回到它的位置上了。我看得问问自己,我们自己置身于边缘还是中心?我们的诗的选材是边缘还是中心?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写作,我看过大量的诗,看后觉得有两个很大的不足。第一,六十年从头说到今天,按照历史顺序往下写。这样的叙事不是诗的方式。如果我要看六十年的历史,不要看你的诗,历史学家已经写得很细致了。诗是感情的东西。你要写祖国,我就要看你自己在这当中的独特感受。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只有一个客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