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水六君煎的方证研究.doc

金水六君煎的方证研究
金水六君煎的方证研究
摘要
论文分三部分对金水六君煎进行研究：一、古代文献研究；二、现代文献综述；三、现代医案分析。
古代文献研究方面，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来进行探讨。第一，金水六君煎之出亏少则肺朝百脉功能亦会减弱，从而导致肺卫外不固，易受风寒。此亦与原方主治条文中的“年迈阴虚，血气不足，外受风寒”相呼应。如此便不会有矛盾，而且能点明病机，概括全方,合乎方义。而不应理解为肺肾虚、肺肾寒，实寒应予温阳，虚寒补虚寒自祛。

金水六君煎一方，位列《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和阵之首，景岳方后主治条云其“足称神剂”，可见对本方颇为自信。然而后世医家对痰浊内盛之症用寒润之熟地黄，辛润之当归，多有责难，认为两药药性寒湿，易助水势上凌，而加重气逆咳嗽。如陈修园在其《景岳新方贬》中言“若用当归、熟地之寒湿助其水饮，则阴霾四布，水势上凌，而气逆咳嗽之病日甚矣。燥湿二气，若冰炭之反，景岳以骑墙之见，杂凑成方，方下张大其说以欺人。” 姚颐真在《景岳全书发挥》中亦云本方“立方杂乱，两相悖谬”。
归纳来看，以上质疑主要有两点：一、当归熟地药嫌滋腻，不应用于痰湿咳嗽之症；二、二陈汤之燥湿与当归熟地之滋腻同时出现在一方，矛盾杂乱，不合法度。
关于第一点，首先从历史来看应用补阴药治疗痰湿之症并非张景岳所独创，在景岳之前，北宋医家庞安时、明代早期医家吴茭山和薛己均有明确论述。如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云：“有阴水不足，阴火上升，肺受火邪，不得清肃下行，由是津液凝浊，生痰不生血者，此当以润剂，如麦门冬、地黄、枸杞之属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则痰自清矣”；吴茭山《诸证辨疑》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薛己《内科摘要》云：“若肾气亏损津液难降，败浊为痰者，乃真脏之病，宜用六味地黄丸为主。肾气既壮，津液清化，而何痰之有哉？”以上来看，运用补阴药治疗痰湿之症早在景岳之前便有医家倡用，景岳此处应用也就并非无源自创，很可能是借鉴了以上医家经验的。其次关于痰的病因证治，虽说在
“脾为生痰之源”以及仲景的“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等理论的影响下，后世多以健脾燥湿渗利为治痰常法。但实际上正如“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非独肺也”，痰的成因亦非独关脾，此外亦有“痰之本在肾”之说，而且陈修园本人也对此表示认可，如其在《医学从众录》曰：“王节斋曰：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余又从而续之日：痰之成气也，贮于肺。此六语，堪为痰病之纲领。”又薛己也在《内科摘要》中有言：“窃谓前症若因肾水虚弱，阴亏难降，使邪上溢。故多痰唾，宜滋其化源，其痰自消。”由此可见，痰之成因实有肾阴亏虚水泛为痰之一端，而其治法自然也便是虚则补之——滋化源，其痰自消。而熟地当归滋阴补水正合病机，又何来药嫌滋腻加重痰湿之说。
关于第二点，首先相反药性合于一方在古方中并不少见，如六味地黄丸之三补三泄，黑地黄丸（苍术、熟地、五味子、干姜、枣）中苍术熟地之一燥一润，仲景方中如泻心汤、乌梅丸、栀子干姜汤之寒热并用，竹叶石膏汤、厚姜半甘参汤之攻补兼施，黄土汤、麦门冬汤之润燥共济等等，可谓是比比皆是，这些古方难道都是杂凑悖谬吗？显然不是。其次景岳此处以熟地当归滋肾固本以绝生痰之根，以二陈燥湿健脾治痰之标，标本兼顾，脾肾同调，未有不合。

痰证辨识
金水六君煎原文主治条首列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其后便是列出数种或然症状，但亦最终归结到咳嗽呕恶，多痰喘急等症上来，再结合临床，金水六君煎所治诸症也多有痰多表现。可见对痰的证治是本方的一个重点，因此加深对痰证的认识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本方的理解。
气血生痰说
考《内经》无“痰”字，止有“积饮”之说。早期文献来看，痰和饮多是并称，“痰饮”的概念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其人素盛今瘦，水在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痰饮者，由气脉闭塞，津液不通，水饮气停在胸腑，结而成痰。又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漉漉有声，谓之痰饮。
”又曰;“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宋陈无择 《三因极—病证方论》云：“人之有痰饮者，由荣卫不清，气血败浊，凝结而成也。” 宋杨仁斋《仁斋直指方》曰：“夫痰者，津液之异名，人之所持以润养肢体者也，血气和平，关络条畅，则痰散而无，气脉闭塞，脘窍凝滞，则痰聚而有。” 宋赵佶《圣济总录》言：“人之有形，藉水饮以滋养；水之所化，凭气脉以宣流。盖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若三焦调适，气脉平均，则能宣通水液，行入于经，化而为血，灌溉周身。设三焦气涩，脉道闭塞，则水饮停滞，不得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