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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晋商与晋商文化
一、晋商浅释
“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为“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能行诸侯之贿。”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一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正如明代文学家、史学家、万历进士谢肇(氵制)《五杂俎》所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和山西各地区商行实力、经营方向以及经营思想的不同,经营票号的多系平遥、祁县、太谷、介体商帮,经营商业的多为泽、潞、绛、太(平)、临等地商人。因此形成了以晋中渠、乔、王、曹等家族为代表的票号金融资本集团,以上党、晋南而又以绛、临、太为主的商业资本集团。在中国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强大阵营中,各树一帜,称为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而太平(今襄汾)的尉、王、刘、杨家族,又是晋南绛太临帮中,在全国商界和商战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实力家族和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头。其中尉、王两家是与清王朝寿命相始终的仕商结合型大家族,刘、杨两家是清末民初与列强资本主义人侵搏争而兴起的民族资本家,他们都是年收入高达千万两(元)白银的巨商,为中国商行创造了巨额商业财富。
二、晋商文化探源
文化是人类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见《辞海》缩印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利润)和经营经验(精神财富),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作为晋文化整体组成部分的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
“日中为市”的原始时代,而它的雏形却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