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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沈松侨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3期
摘要
民族主义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最大的思想动力,也是学界长期争议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份,试图勾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发展及其所蕴涵的若干问题。对于民族主义的根源问题,本文基本上采取一种修正式的「建构论」立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的文化产物。不过,这个建构的过程,却受到前近代中国「族类」论述的重大制约与囿限。在第二部份,本文采用「国家中心」的研究取向,并根据民族主义运动实践主体的变化及其扩散普及的程度,将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启航期」、「操演期」与「着陆期」等三个不同阶段。本文的最后一部份,则针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特别突出的两项议题—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纠葛以及民族建构中所涉及的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略作讨论。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这两项重要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冲突与紧张,从而强调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均应保持戒慎警惕的批判态度。
关键词:民族主义、近代中国、现代性、国家主权、人民主权
一、前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发表文告,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77:5)
毛泽东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讲话,不但引得广场上三万多名挥舞着红旗的群众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也在全中国与世界各地(当然,台湾除外) 部份华人社群中,激荡起热烈回响。(Harrison, 2001:227) 从「中国站起来了」的仪式性宣示中,热切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所看到的,不外乎如下的一幅璀璨图景:几个世代中国有志之士梦寐以求,生死以之的目标即将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即将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经过迢遥修远的奋斗求索,终将开花结果,赢得豊美甘甜的收获。
一如其它无以数计的类似事例,毛泽东充满感性的政治修辞与其所召唤出的昂扬的集体激情,再次印证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余英时便曾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殆非民族主义莫属;(1990:144)李泽厚也认为:反帝救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的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1979:309)尤有甚者,在近代中国许多个人的意识中,民族主义更彷佛是习与性成,毋庸置疑的认同对象。1932年,郭沫若回忆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便说:
在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所谓「富国强兵」,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1933:74)
然而,仔细玩味上举毛泽东的那一段话,却也显示出,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有力的意识形态,其实还是蕴涵着许多亟待厘清的疑难: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到底指谓为何?中国民族的边界究竟如何设定?中国民族是从怎么样的历史境况中,挣扎站立?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又将走向何方?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民族的集体需求与感情,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机器来「再现」(represent),而不能有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这种种方向思索,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耳熟能详、习焉不察的民族主义,绝非天经地义的自然事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过程中,透过论述与非论述的实践,被建构出来的人为产物。对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复杂的发展过程,也只能透过历史性的探索,才能掌握其繁复面貌与特殊性格。
犹如世界其它地区的类似现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牵涉到的问题,可谓千头万绪,包罗至广。民族主义所激发的,不仅是对现实政治秩序之构成与政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的重大改造,更是冲击到个人意识与社会生活诸面相的一场「文化的革命」。(Philip Corrigan & Derek Sayer, 1985) 许多相关研究,也都指出民族主义在(再) 建构族群、性别与阶级等社会界限上的关键性作用。由于篇幅与学力的限制,本文当然无法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而只能于描述其发展梗概之余,针对在中国的具体历史脉络中特别凸出的两项重大议题----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纠葛以及民族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略作讨论。也是因为这种片面的关怀角度,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其实只是民族主义运动中以国家打造(state-making) 为主轴的特定层面。这种「国家中心」的论述方式,固然有助于本文对于庞杂史事的部勒与开展,而其不足与扭曲之处,自亦所在多有。从而,本文所图绘的中国民族主义,也只能是眩丽夺目的万花筒中一块晦暗的碎片而已。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传统根源
讨论中国民族主义,首先会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