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辽宁全面振兴的主要着力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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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希魁[摘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辽宁全面振兴,其着力点主要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把制度创新放在首位,在体制转型上狠下工夫;在正确定位国有经济职能的前提下求振兴;振兴辽宁是包括解决“三农”问题在内的全面振兴;实现社会和谐是振兴辽宁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着力点;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9-0044-03
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这一点人们并无异议。问题在于光有这个一般意义上的共识还是很不够的。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决策的着力点和倾向性也很不一样。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辽宁全面振兴,笔者认为其着力点主要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把制度创新放在首位,在体制转型上狠下工夫;在正确定位国有经济职能的前提下求振兴;振兴辽宁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联动;实现社会和谐是振兴辽宁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辽宁全面振兴重在制度创新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必须建立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的基点上,这是中央对振兴东北确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因此,在我们的振兴实践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方针,始终把制度创新放在首位。
东北大振兴的决策出台后,确实给东北带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东北人为之振奋,也引起了海内外各方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关注。当然,在利好预期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忠告。比如,项目情结挥之不去,投资有可能重蹈沉没覆辙,市场环境欠佳,政府职能错位,不守信用让人望而生畏,等等。这些忠告和批评,有的发表在正式的会议和讨论中,有的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有的出现在商务接触和工作洽谈中。作为东北人和东北的各级地方当局,应当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从这些批评性的议论中找出差距,看到不足,以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改善环境,重塑形象,从而为大振兴开辟道路和广阔前景。
从辽宁乃至东北地区自身的制度缺陷来讲,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国有经济的历史包袱太沉太重,行政干预的力量过于强大,从这种“路径依赖”中走出来,确实是要花一番工夫的。从理论认识的层面上,人们对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恐怕没有争议,但一旦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制度创新是各种社会主体更新观念、相互博弈、调整利益关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互动的过程,关联性极强,操作起来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有时候费了很大的劲,但在短期内却看不到明显效果。而争投资,上项目,情况就不一样了,真金白银、钢铁水泥,看得见,摸得着,只要你把它搞到手,在短期内就能够立竿见影出成效。因此,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官员、企业都不会轻易让这种到嘴的肥肉溜掉。在实际工作中事情的轻重缓急是这样排定的:当务之急是把钱搞到手,把项目立上去,至于制度创新,暂时很难大有作为,容日后徐徐图之。这样,制度创新这件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往往就被挤到后边去了。于是,在制度框架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人们把主要精力和管理资源大都还是用到了实物性的项目上,而非制度性的规则改进上。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提醒人们,在振兴辽宁的实践中,既要抓好当前的项目运筹和规划,更要注重长期的制度建设和环境营造。两者相比,制度建设更具根本性的意义。只有把制度和环境搞好了,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投资,才能有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循环,才能最终实现辽宁全面振兴的根本目标。
二、在正确定位国有经济职能的前提下求振兴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如何摆布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就是症结之一。在现有国有企业盘子不动的基础之上求振兴,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为什么要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根本职能究竟是什么,它主要应该进入哪些领域并有所作为?长期以来对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以至在实践上做了大量南辕北辙、费力不讨好的事。辽宁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现在存在的许多困难,与此关系极大。因此,振兴辽宁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要正确定位国有经济的职能,明确重点控制领域,在此基础之上去振兴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国有经济不能什么都干,它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应该定位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经济的职能为什么要定位于上述四大领域而不是别的地方?这主要是由国有经济的内在本性和制度特点所决定的。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的一般企业而言,属于特殊企业。任何国家之所以需要建立国有企业,总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一般非国有企业所不具有的某些特点和职能。
。一般企业实行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法人制度,即自然人和法人可以按民法、商法、公司法等所规定的一般规则以及工商行政管理的一般制度自由地建立企业,并按自己的意愿自己经营或委托他人经营企业。而国有企业并不是一般民事主体自由契约的产物,国有企业财产终极所有权主体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一般法人,而是代表全民和社会利益的政府。国有企业的这种产权制度可以克服一般企业产权所有者的局限性,具有更大的承担风险的能力,投资和决策有可能更多地站在社会和公众全局利益的立场上行事。因此,国有企业主要进入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用品、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与其自身的产权特点是相吻合的。
。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制度决定了其经营行为有可能超越单纯的商业利益目标。因为作为产权主体的国家与一般企业产权主体不同,它除了追求企业的商业利益之外,还要兼顾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例如,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保障国家安全、提供生产和生活设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甚至维护公平、增加就业等。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四大领域中,有些产业几乎没有商业回报,但对社会和公众却不可缺少,如军工、造币、防疫、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有些产业商业回报率很低或允许有政策性亏损,如公共交通、城市供水供气、有线电视、文化体育场馆等公用设施;有些产业投资风险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速度慢,如高科技开发和大型水利工程、矿业开发等。所有上述项目,让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非国有企业唱主角,它们是没有积极性的。这些产业由国有经济挑大梁,吸引部分非国有成分参与,是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
,稳固性较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形式上无论怎样相似于非国有企业,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府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往往由政府特许经营一定的业务领域,可以获得垄断经营的优势,容易得到政府的关照和支持,其开办和退出均须经过复杂的行政程序,破产倒闭比民营企业困难,因此具有较强的稳固性。
。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定存在内在缺陷。其产权须经过多层委托代理关系最终实现,责、权、利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国有企业被赋予超越商业利益之外的其他目标,在同业角逐中缺乏竞争力;国有企业容易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容易限制企业自主决策权,不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采取非常灵活的市场竞争手段;国有企业的稳固性也带来了结构调整上的困难,降低了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国有企业制度上的这些弱点,决定了它不适合大量进入竞争性领域。
振兴辽宁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其目标不是要搞活所有国有企业,而是要遵循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实行有进有退原则。“进”的方位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控制四大领域。“退”的方向也比较清晰了,主要是竞争性领域那些办不了,也办不好的国有企业,应当有步骤地退出。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资金注入,都必须在这一战略定位的基础上进行。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明确,就是国有经济着力控制四大领域,占支配地位,并不是说它可以一家独尊,包打天下。要特别注重发挥它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今后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国有独资的企业将只占极少数。即使是需要由国家控制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并不都要求国家独资,大部分可由国家控股,吸引民间资本。这样做,可以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三、振兴辽宁不要忘了“三农”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不只是城市的事情,也涉及农村;不只是要搞好工业,也要搞好农业;不只是市民长远利益所在,也是农民长远利益所在。因此,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把振兴辽宁等同于振兴辽宁的城市,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些局部城市和地区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在被大量非发达地区包围和渗透的环境中,它的肌体中不停地注入和流淌着非发达的血液,不管表面上如何光泽和艳丽,其内质上丑陋的一面总是存在的。比如,庞大的劳工队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时而被吸纳,时而被驱逐,两套游戏规则把“城里人”和“乡下人”截然区分开;现代化的城市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规则和秩序之上,要求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达到相当的水准,在外来低素质人口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污染环境、破坏秩序、产生犯罪在所难免;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消费结构存在着巨大反差,城市巨大的生产能力与乡村萎缩的需求不能实现产销的顺利对接,不仅阻碍乡村的发展,也给城市的繁荣投下了阴影。
有人这样说过:“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话掷地有声,意蕴无穷。能不能解决好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也是振兴辽宁的关键所在。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辽宁的现代化。现代化成败的瓶颈卡在农村,而不是城市。离开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对现代化的通盘考虑,而采取少数城市孤军深入的战略,只能是一种失去根基的没有依托的供少数人欣赏和享乐的现代化。它与***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相去甚远。
因此,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的思想。要改变就城市谈城市,就工业谈工业,就农村谈农村的思维方式,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目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已经具备条件,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优化财政税收政策,公共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迄今为止,辽宁乃至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仍需继续推进,但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当需要向农民索取的时候,用各种办法把农民管得很严,当社会福利总量增加,切割蛋糕向社会成员分配的时候,又通常把农民排除在体制之外,表现得极为吝啬。农民的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四、把构建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更要注重社会建设。在实施辽宁振兴的过程中,面对失衡现象的增多和诸多矛盾的加剧,对社会和谐问题给予特别关注,是非常必要的。经济发展固然是第一位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和谐相匹配,这种发展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起“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在振兴辽宁的过程中,把社会和谐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对待。
实现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振兴辽宁的内在要求。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各要素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有机联系。当这些社会要素能够在统一体内相互包容、协调运作、良性转化的条件下,该社会则处在健康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状态中。如果这种和谐和依赖的关系被打破,内部冲突和纷争不断,甚至引发极端性的对抗,则这个社会便陷入了危机和灾难之中。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匮乏,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上。不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其他社会矛盾便无法缓解。正是基于这一科学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在这种背景下,增加经济总量,提高供给能力,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人们用主要精力去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是符合实际的正确选择。这时在社会和谐方面不是不存在矛盾和问题,而是因为处于从属地位,大多又是作为经济问题的派生物而存在的,因此,用抓经济增长的方式来间接解决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有效的。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基于物质匮乏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相对减少,而其他因素引起的社会矛盾相对增多,社会和谐方面表现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如果再仅仅依靠经济增长这一办法去解决众多的社会矛盾,势必不再那么有效。由于各种原因,辽宁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很突出的,国企破产问题、下岗失业问题、“三农”问题、“四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资源枯竭问题等。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阶层分化、矛盾纠葛,应当跳出经济增长包医百病的思维局限,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把解决社会和谐问题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