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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曹峰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题号】B5
【复印期号】2023年06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23年2期第59~64页
【英文标题】NewApproachestotheStudyof"Ming"duringthePre-QinPeriod
CAOFeng
(InstituteofLiterature,History&Philosophy,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
【作者简介】曹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曹峰(1965-),男,上海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泼。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Therehasbeenhotdiscussionsofthe"ming(name)""ming"atthattimecanbecategorizedintotwokinds:"ming"inthesenseofethicsandpolitics,aswellas"ming"-,becauseoftheinfluenceofWesternlogicwhichwasintroducedintoChinaintheearly20thcentury,thepreviousstudiesof"ming"onlyvaluedthelatter,totheneglectoftheformer,andthishasresultedinstudiesof"ming""ming"fromtheperspectiveofintellectualhistory.
【日期】2023-08-13
【关键词】先秦名学/西方逻辑学/中国古代思想史thestudiesof"ming"duringthepre-Qinperiod/Westernlogic/intellectualhistoryofancientChina
中图分类号:K062;B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23)02-0059-06
一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泼,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重“名〞。不仅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名〞是一个不可无视的思想史课题。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开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一旦以“名〞为课题展开研究,试图为之定义或分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1](第23页)这就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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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概念,不可能像“仁〞、“义〞这类概念有着比拟鲜明的学派倾向和相对集中的表述,而只能成为各种学说中的附属概念,其结果是导致“百人百义〞,倡导正名的名思想自身反而是最难正名的对象。
究竟什么是“名〞?从中国古代文献看,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名〞的完整的定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从夕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是从“名〞的字形出发加以分析,把“名〞看作为一个动词,说明“名〞乃人的自称。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名〞的根本含义和语言相关,或者说就是标记符号。如果中国古代的“名〞只有的这一重含义,那用语言学或逻辑学去分析就容易得多。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名〞有着非常广阔的使用空间。从语言的角度看,就词性而言,它有的时候是名词,表示名称。有的时候是动词,表示命名、指称。有的时候是形容词,指“有名〞。就指称的范围而言,它有的时候指的是具体名称,有的时候指的是抽象概念。例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个“名〞与第一个“道〞相对应,指的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第二个“名〞与第二个“道〞相对应,作动词来使用,第三个“名〞(常名)与第三个“道〞(常道)相对应,即是普通的名称。从释义的角度看,“名〞的意义可以随其所指的对象以及“名〞的使用者发生变化。例如名的对象在为物的场合与为人的场合,与“道〞相关的场合和与“法〞相关的场合,“名〞的使用者为君主的场合与普通人的场合,意义的世界可以完全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又随着时代,随着学派的变异而发生变异。
弄清中国古代的“名〞到底有哪些语义,有哪些使用方法只是辞典式的工作。对本文而言,在分析“名〞于不同的场合究竟怎么被解释、被使用之前,有必要先为之分类。只有做出比拟合理的分类,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的世界中找出可行的途径来。
先看古人如何为“名〞分类。伍非百先生曾经指出“尹文一派之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墨分名为达、类、私三种,荀子分名为单、兼、共、别四类,皆从名之自身性质立言。而尹文那么从名之所指的对象立言。〞[2](第476页)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
?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①: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的分类法着眼于“名〞作为一种范畴的外延,而?尹文子?的分类那么着眼于“名〞之对象。也就是说,前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为“名〞分类,后者的角度那么宽泛得多,着眼的是“名〞的社会功用(逻辑学界将?尹文子?在中国逻辑学史上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其实?尹文子?中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述非常少,以对“名〞的区分为例,甚至看不到“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分类)。虽然目前关于“名〞的研究绝大局部都围绕前者进行,但毋庸置疑,就中国古代名思想而言,其实后者更具现实性,因为前者仅仅是古代一小局部学者在书斋中讨论的内容,而后者才反映出“名〞在中国古代社会意识中的真正地位,即它主要不是思维的工具和对象,而是政治的工具和对象。
所谓“名有三科〞,其实只有二科,即“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因为后二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虽然都是名称,但意义完全不同。第一种名表达的只是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可以与道德、伦理、政治无关。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名根本上都是“命物之名〞。第二种名即所谓“毁誉、况谓之名〞,显然具有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意义,与价值判断相关,它主要是儒家、法家所讨论的对象。集战国秦汉名思想大成的?尹文子?那么既讨论“命物之名〞,也讨论“毁誉、况谓之名〞。不过,看过?尹文子?全文就知道,?尹文子?的重点依然在“毁誉、况谓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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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达、类、私〞及“单、兼、共、别〞这种分类法相比,“名有三科〞的分类法并不严谨,但正是这种不够严谨的分类法,更真实地表达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复杂性,也更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特色。“名〞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的复杂的面貌,之所以会成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虽然与“命物之名〞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即“名〞的社会功用关系更为密切。在先秦秦汉时期,类似于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那样的“专决于名〞或者说“弱于德,强于物〞的人其实不多,相反他们始终作为“奇辞〞、“怪说〞被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当权者打压、批判。相反,“毁誉、况谓〞之名因为与政治统治直接相关,所以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如果说儒家的工作仅止于为对象给出“毁誉、况谓之名〞,法家那么不满足于此,法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付诸行动。例如?尹文子·大道上?说:
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这段话反映出的是一种典型法家立场,首先“贤不肖善恶之名〞与“亲疏赏罚之称〞两种名称要严格地区分开来,但都由“我〞即“君主〞来操纵和把握。在将“贤不肖善恶之名〞赋与臣下的同时,实施“亲疏赏罚之称〞即类似于“法〞的举动,因此,“名〞的赋与权与“法〞的执行权都必须由君主独断,不可轻易地让出去。这里,围绕“毁誉、况谓之名〞,儒法两家在立场上有着鲜明对立。“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是扬贤而抑不肖,扬善而抑恶的,因此,“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法家看来这已经侵犯君权了,“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惟君主能做的事,其他人不能染指。
综观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只要涉及到“名〞,其实大局部是这类“毁誉、况谓之名〞,这类“名〞既是道德评判之手段,又是可以操作的政治工具,也就是说与现实政治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与“名物之名〞相关的讨论也越出了知识论或逻辑学意义的范围,最终为政治效劳。例如西晋的鲁胜虽然研究的是墨辩,但他在?墨辩注序?却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就是说,依赖名所建立的秩序和准那么最终是为政治效劳的。所以,“正名论〞、“名实论〞、“形名论〞作为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话题,几乎都有两条线索,两套体系,既是知识论的,又是政治学的。
在西方人文科学中,上述二种名完全是不同学科的对象,即语言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政治学的对象。因此,如果套用西方的学科分类法,笔者认为可以将战国秦汉时期所讨论的“名〞分为两大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也就是说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标准性的。而战国中晚期法家及一些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标准性的意义,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主要是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对象,他们把“名〞自身当作一种认识对象来研究,注重认知的原理与方法,倾向于时空与物性的抽象辨析。不能说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没有对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上的“名〞产生过影响,但相当多的场合,前者只是后者批判的对象。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真正产生过影响的是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中国古代思想史,从广义上讲就是一部政治思想史,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东西没有兴趣。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种重视,甚至一度到了“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那么治,无名那么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吕氏春秋·大体?),“名正那么治,名丧那么乱〞(?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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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的高度,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那么。
二
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相比,至今为止,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之专门研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零散而无系统。换言之,所谓“名家〞思想的研究最为兴旺,儒家、道家、法家、黄老思想家的“名〞思想只有与“名家〞发生关系的那局部才会受到重视,以“名〞的政治思想史为主要线索的著述那么一部也没有看到过。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无论在内容上及受重视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而目前的研究格局却正好与之相反。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形成有关。毋庸置疑,当代的人文科学,即便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在学科分类、框架、概念、方法、手段上也完全受西方的影响。“名家〞思想研究的兴盛,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它与西方逻辑学思想在东方的传播息息相关。
在译介西方逻辑著作的过程中,东方的启蒙思想家们为使读者便于理解和接受“Logic〞,必须寻找一个与传统思维相接近的词汇。日本学者使用了“论理〞一词,而在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3](第274页)于是就找到“名〞、“辩〞二词。例如,“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Inductive〞(现译为?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时所使用译名为?穆勒名学?,“ElementaryLessoninLogic:DeductiveangInductive〞(现译为?逻辑根底教程:演绎与归纳?)时所使用译名为?辩学?。其原因正如崔清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西方逻辑缘起论辩,研究思维,兼涉语言。先秦时期对名、辩的讨论那么是我国古代文化开展中较为侧重智与言的一个方面,二者被认为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进而指出:
由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输入的刺激和诸子学的兴起,我国学术界的一些先驱者开始比照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模式,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名、墨两家有关名与辩的思想予以新的诠释。通过这种诠释,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想被认为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根本相同。因此,他们确认传统的形式逻辑不仅在西方存在,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甚至这种存在还先于西方。这样一来,“名学〞与“辩学〞又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被用来指称通过诠释而成的“中国古代逻辑〞(此逻辑指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胡适用英文写就的?先秦名学史?可说是以上述认识为据的代表著作之一。[4](第2-3页)
运用西方哲学、逻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析东方的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墨辩〞的研究。清末?墨子?校释的集大成者孙诒让1897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墨经?“閎义眇恉,所来窥者尚多〞,“为周名家言之宗〞,有如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期待梁启超能从事研究墨家逻辑的“旷代伟业〞②。整个二十世纪的?墨经?研究大家,如二、三十年代的梁启超、胡适,四十年代以后的谭戒甫、沈有鼎,根本上都是沿着孙诒让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在努力。冯友兰、任继愈等哲学史家在肯定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根底上,进一步指出,“后期墨家对于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开展,作出了重大奉献。他们对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很多符合科学的论断。〞[5](第273页)“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相当完整严谨〞,“是古代三大逻辑学之一,堪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印度因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