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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自由主义浮出水面
朱学勤
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
中国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要问它是什么,首先要从它不是什么说起。自由主义首先不是“自由化”,以往被称作“自由化
”的内涵要么与它不相干,要么是对它的歪曲。其次,它也不是如毛泽东早年在《反对自由主义》那篇名文中所描述的那一类:迟到早退,背后议论,或者随地吐痰。然后,它还不是最新出现的一种时髦说法:“如果它是一种
多元化的宽容态度,那么我就同意”。多元化也罢,宽容也罢,第一应该针对权势而言,同时也是每一种学说与其它学说睦邻相处的外部规则。这一规则不仅对自由主义有效,也对其它正常学说有效。因此,如果只谈论每一种正常学说都应遵守的外部规则,并以此作为取舍的标准,那么你就不必只取舍自由主义,你可以同时同地同意无数种学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这是自由主义的名言,但是这一态度是为了保护各种学说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那“一元”,以形成“多元化”的总体景观。如果要求每一种学说都以这样的外部规则来取代自己的内部结构,那就无异于抹平差异,劝说每一种学说即时自杀。每“一元”的自杀,其总体效果则是“多元化”的自杀。由此可见,专制能扼杀多元化,以一种泡沫语言目无定睛地奢谈“多元化”,同样能扼杀多元化。
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
,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这样的一种学理要求,卑之无甚高论,以常识语言可以说得清楚。事实上,自由主义自英国形成系统学说以来的二百年,它的言说基本保持着一种低调风格,从低调进入,既护卫宪政民主、市场经济的法律政治平台,也化成当代文明社会普通公民的日常共识。但在中国的这一百年,自由主义得到言说的机会却并不常见。1957年以后,这一学说基本沉默。进入八十年代,它重新发育,但一开始只能借用其它学说的理论符号。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在知识界明显分化以后,它才逐渐浮出水面。1997年11月中
旬《南方周末·阅读版》第一次以整版篇幅发表学术文章,纪念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逝世,可能是这一言说从学术圈走向公众的一次尝试。3个月后,《顾准日记》
于1998年2月正式出版。李慎之先生为此书作序,将顾准先生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
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此前学术界对顾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