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河先生.doc

石天河石天河,原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1936年毕业于长沙市立第十小学校。1947年后历任《救国日报》、《南京日报》及《中国日报》记者、编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团员,《川南日报》编辑、读者服务组长,四川省文联组联部秘书,理论批评组长,《星星》诗刊编委、执行编辑,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改名: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西南分会,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两条“河”的冷热殊途——诗人石天河-流沙河
作者:刘斌夫来源:学术批评网时间:2005年12月10日
我与“两条河”——于八十年代(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相识。我属龙,是宿命论者。从生肖上,与“两条河”都应该是甚为合拍的。但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因为,我了解到,这“两条河”是有很大差别的。
石天河,本名周天哲,生于1924年,属鼠,却不胆小,而有临难不苟的勇气。他是湖南长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成都开始文学活动,后来到南京作新闻工作,在作过一个时期的地下工作后,194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后,随二野西南服务团入川。五十年代,曾在四川省文联任理论批评组长。1957年,四川《星星》诗刊与北京《诗刊》同时创刊。《诗刊》由臧克家为首任主编,《星星》则由白航作首任编辑主任,石天河作首任执行编辑。《星星》和《诗刊》一南一北树起两面大旗,开创了诗歌的新时代。
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星星》编辑部的四个编辑人员,所谓“二白二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全部被打成右派,造成了一场“诗祸”,并祸及全国诗歌界尤其是四川文坛的青年诗人。例如,当时的“自贡三才子”(王志杰、李加建、魏明伦)其中的王李二位,均被列入了“以石天河为首的右派集团”。德阳我的蒙师段厚基(蓓蕾)等一大批人,也遭株连。石天河、流沙河被《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大小报刊点名批判,被看作“大右派”。当时盛传的几句经典语录是:“四川两条河,大河石天河,小河流沙河,都是冒得用的河。”因此,两条河一时被目为“钦定要犯”。直到三十年后,我的专访特写《卫星湖畔石天河》在1988年8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才首次披露了石天河的情况。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生于1931年,属羊,四川金堂人。其父曾任民国时期的乡长。据说,解放后,流沙河曾在家乡临时代课,写了篇叙事散文《窗》,颇显才气。遇到一位好心的“伯乐”——《川西农民报》青年女编辑萧青,把《窗》发表在报上,并向当时的川西文联推荐;还亲去金堂访问和鼓励作者。流沙河后来进入文联,是与他初期的文学活动受到文联领导人的重视有关的。《星星》创刊后,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受到了批判,在“反右运动”中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本来是诬加的罪名,石天河和文艺界很多人都为他辩护。但运动中的小题大做,正如著名老作家李劼人先生所说的“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流沙河后来确实就因祸得福地出了大名。但在暴风骤雨的运动中,流沙河因从没有经历过这样严重的政治斗争,精神上支持不住,便把许多同情和支持他的人,都向领导作了交代。其中包括与石天河和他本人有交往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以及写信向他表示同情的读者(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学生)。流沙河还把石天河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写给他的信交给了《文汇报》记者姚丹,于1957年7月24日在《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出。《文汇报》的编者按语,竟认定石天河为“军统特务”。由于这样的揭发,石天河被打成“极右”、“现反”(指“极端右派分子”和“现行***分子”。——这些名词,现在已经很陌生了),被判刑十五年,实际坐牢时间有二十二年多。流沙河所检举的
“反党小集团”,共二十四人,也都受到判刑、劳教、开除公职或下放农村劳动等处分。整个“集团”只有流沙河因“老实交代问题”和“检举揭发有功”而得到从轻发落。先在机关监管,后领五百元安家费(当时算是一笔大款)下放回金堂原籍农村劳动(作过解木料的锯工)。
由于流沙河在“反右”期间有这样一些表现,文学界的朋友,颇不直其所为。八十年代时,流沙河先生曾给我颁发过“美睐杯”诗歌奖。当时,他是炙手可热的名人,许多人趁机“拜师”,我却淡然远之。因为,我心里也有了一些看法。
后来,我去访问过石天河。据说,他判刑后,最初六年是在成都郊区的劳改工厂里劳动,后来被押送到雷马屏农场,一直二十多年,石天河几乎被世人遗忘了。1979年冤狱虽然平反,但四川文联领导不愿让他回《星星》诗刊,落实政策时,他被“落实”到江津师专(后名重庆师专、渝西学院,今名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任教。1983年,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童话诗《少年石匠》;1986年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学评论集《文学的新潮》;到1993年,才又由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