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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50人
编者按:
我们曾经经历科学春天的鼓舞和激励,亦曾渊临无知的众多纷扰。曾经沐浴科学精神的光辉,亦曾痛苦地面对科学的尴尬。曾经的鼓舞或无奈告诉我们,实实在在推进历史进程的是科学,是赛先生。当回顾50年来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追忆我们的知识英雄的时候,我们更加缅怀他们渗乎其间的精神力量――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真诚,以及超越单纯学问本身的科学精神。
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是,科学精神的衰退,我们必须警惕集体丧失科学热忱的危险。在一个以经济目光来鉴定一切,在一个科学沦为俗世的附庸或装饰的背景下,我们的认知盲点不仅在于科学从业者社会地位的下降,更在于我们或许已经遗忘了应该对科学本身给予的热忱。科学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科学的热忱是人类最本性的纯洁。科学精神的丧失,对一个民族来讲,并不仅仅意味着与愚昧和反动为伍,科学理性的黯淡与功利的甚嚣尘上是同比关系。我们需要健康的人生,为此,我们需要科学的理性。
科学的价值不是用功利的经济目光就可衡量的,它更多是一种纯粹的冲动,一个纯粹的幻想,或者就是一种精神。在这里,我们更多感受的是对科学高度热忱的魅力。在此,我们精选出在中国50年的历史上,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知识英雄。不光是对他们成就的认可,更多的是对其人格的高扬。
当科学之光普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顶礼我们的知识英雄。无论是依然健在的,还是离我们远去的。

撑起中国的脊梁
[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

在大同理想还远远没有降临世界的时候,实力的制衡往往成为和平的保障。实力与武器相伴,而现代武器的核心是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中国有这么一批人,在神秘的地方从事神秘又崇高的工作,是他们的群体特征。
是他们为我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为我们架起了心理上的安全屏障。在“实力决定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他们在给我们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个时代的自豪感。

在像文革那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们是唯一不受扭曲的群体,其中一半是因为对科学的执著。对科学的热忱是这批人的共同特点。另一半是为祖国献身的动力。现今来看,他们的存在,成了那个时代不多的亮点。
钱学森的传奇经历同其凸出的额头一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美国人的一时疏忽,放走了这位“至少等于五个师”的“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的高材生。当然,多少也因为美国人急于交换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钱的回国以及在以后对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所作的卓绝的贡献,成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楷模。确切而言,钱的回国,改变了世界尖端技术力量的格局,为改变世界战略格局提供了可能。放走钱是美国人继朝鲜战争后的又一重大失误,不少美国人这么认为。
“三钱”在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心中,好像是三兄弟一般,其实不是。但他们对国家导弹航天技术发展确实功高至伟。钱伟长的“钱伟长方程”,对弹道计算和各种导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功不可没,解决了导弹飞行过程中的问题。而钱三强的组织能力保证了整个计划的实施落实。这些都为后人津津乐道。

[邓稼先、赵忠尧、王承书、于敏、朱光亚]

与“三钱”同样伟大的是邓稼先,作为中国的“***之父”、“两弹元勋”,邓一直活在别人甚至自己家人的想象之中。邓一生共主持了15次的核实验。他62岁的寿命足以证明所受辐射之厉害。
当50年代的某一日,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核物理专家突然从人们包括他们最亲密的人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一项神圣的事业在一批博学而无畏的精英中正加足马力。在***ABC中,作了最基础A的就是赵忠尧,赵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而有关的资料是当时冒着危险从国外带回来的。
在尖端科技队伍中,亦不乏巾帼的身影。女核物理专家王承书是其中的代表,是王的努力,才使得核武器中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得以成功提炼。这对我国加快核武器的研究举足轻重。
除了邓稼先以外,我们应该记住的名字还有:氢弹设计者于敏、朱光亚等等。广袤的西部,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荒漠见证着他们的艰辛和纯粹的快乐。从战略意义上回顾,他们在西部的跋涉,其意义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次军事挺进。核威慑的存在最大程度地影响了国家的生存战略,而他们就是挑动世界天平的人。

那是一个极度张扬理想主义的时代样板,一个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样本。今日看来,这一切尤让人震撼又感动。


告别“有核无能”
[欧阳予]

核技术并不完全同恐怖连在一起。是欧阳予结束了中国“有核无能”的历史,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电站的总设计师,欧阳予在1971年秋接到调令时,正在湖北钟祥县“五七”干校的猪圈旁。
欧阳予的最大贡献在于取消了秦山核电站原先原熔岩堆的方案,而代之以技术成熟的世界先进的压水堆型。
现在想来,欧阳予的决定让我们减少了因为切尔诺贝利爆炸引来的恐怖之感――也让我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