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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pdf


文档分类:幼儿/小学教育 | 页数:约15页 举报非法文档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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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摘?要]随着普通话的高度普及,迁入地方言是否仍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存在争议。文章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的数据,探讨了当地方言能力和流动儿童的学业适应、心理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儿童的迁入地方言能力的强弱对其学业适应没有影响,但会显著影响其心理适应,尤其是自我认知层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此外,中介检验显示,方言能力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人际适应和学校归属感来实现的。以上研究发现证明了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不同方面存在差异性影响,并解释了其相关机制。[关键词]流动儿童;方言影响;学校适应;心理适应;社会融入[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89(2023)02-0085-15一、前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高速推进的城镇化,中国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人口城乡迁移。2000年后,随着流动成本降低和年轻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结婚生子,大批流动儿童出现。根据《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报告,我国流动儿童人数达到了3426万人。多年来,由于公共资源与户籍挂钩,教育公平一直是这一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两为主”等政策的出台改善了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上的不平等,但随着他们得以在迁入地的学校就读,其在学校适应方面的问题开始凸显,如学****成绩不佳、自卑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对他们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必然涉及对迁入地语言环境的适应。中国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同时不同地区又有着特色各异的方言,有“十里不同音”之说。这意味着主要来自农村(普通话在这些地区普及度往往不高)的流动人口,不仅要经历一个从家乡方言到普通话的转换过程,还要学会适应迁入地的本地方言。国内有不少研究发现,迁入地方言能力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经济适应(金江等,2017;马双、赵文博,2019)、人际适应和城市认同(魏下海等,2016;田明,2017;卢盛峰、陈悦,2019)[收稿日期]2022-10-27[作者简介]贺光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教育社会学;蔡楚芸,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84··85·:..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关于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发展的影响的经验研究,至今仍旧比较缺乏。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证明了迁入地方言对流动人口的适应有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当地方言并不总是在流动人口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有学者发现,与广州相比,在深圳是否会说粤语对外来人口融入的作用微乎其微(Miao&Li,2006)。出现这一矛盾结果的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对方言能力的掌握本身具有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本身也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的适应。前述研究指出,城市的人口结构是影响人们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广州的人口更稳定,本土文化更具威望,因此外来人口有更强的动机和需求去学****粤语;而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城市,人口高度流动,本土人口较少,普通话占据绝对的优势,因此外来人口学****粤语的积极性较低;同时,这一人口结构也会对人们的适应情况产生作用。此外,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方言能力也与流动人口的来源地与迁入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关。通常来说,邻近的区域地方文化相似,语言差异也相对较小。因此,一方面,流动跨度小的流动人口往往比流动跨度大的流动人口更容易掌握当地方言,同时,由于文化差异较小,他们在迁入地也会有更好的适应表现;另一方面,迁徙距离不同但****得当地方言的流动人口的学****能力可能存在差异(卢盛峰、陈悦,2019),流动跨度较大但能熟练掌握当地方言的流动人口可能拥有更强的学****能力,这本身就会影响其适应能力。总而言之,有许多因素均可能会对流动人口的当地方言掌握程度和自身适应同时产生影响,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校正方言掌握的选择性。具体到流动儿童群体,他们与他人的互动主要是在学校进行的,而学校在通行语言、人口构成、组织制度等方面都会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所差异,故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的影响可能不同于流动务工人员。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各方面适应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未能很好地考虑前文所提到的选择性因素可能导致的偏差。因此,本文想通过探讨以下问题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控制方言能力的选择性偏差的情况下,方言能力是否还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这种影响在学校适应的不同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中间机制又是什么?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对其定义达成共识。现有文献对其界定大致集中于两种视角,分别是过程取向和状态取向。前者认为学校适应是学生努力适应环境的动态过程,后者强调其是学生与校园环境互动的结果,着重考察个体表现出的稳定状态(邢敏慧,2021),如果学生的状态良好,说明其适应状况较好。此外,学校适应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学者对其进行测量时所采取的指标也未达成一致,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维度:在表1中,学业适应、心理适应属于结果导向的维度,人际适应和对学校的态度为过程导向的维度,这一维度是影响结果导向维度(即学业适应、心理适应等学校适应维度)的关键因素。结合以往相关研究对学校适应的解读,并考虑到流动儿童的特性及研究需要,本文基于结果取向的视角,尝试分析人际适应和对学校的态度,尤其是学校归属感是否能够影响流动儿童由于方·86··87·:..2023年第2期贺光烨?蔡楚芸?迁入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言掌握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其在学业适应和心理适应上的差异,本文主要通过自我效能感这一指标来测量儿童的心理适应,详见第三部分关于因变量的描述。表1?学校适应的主要维度维度具体内容学业适应(Birch&Ladd,1997;指儿童在学校的学****情况,一般的测量指标有考试成绩、学****态度等。al.,1997)心理适应(侯静,2016;赵磊磊等,指儿童在学校生活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分为心理健康的情绪层面和自尊、自2019)我价值感等认知层面。人际适应(Birch&Ladd,1997;邢指儿童能否在学校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师生关系和同伴敏慧,2021)关系。对学校的态度(al.,1997;指儿童对学校的看法,包括喜爱程度、学校归属感等。Mathur,1999),关于迁入地方言能力影响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研究并不多,但结论都比较一致,即熟练掌握当地方言对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有益。迁入地方言能力较强的流动儿童在语文和英语上有着更好的学业表现(柳建坤、张云亮,2020),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周媛媛,2021),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丁百仁,2022)。然而,以上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这些研究没有控制学校的固定效应。例如,初中学校的期中考试往往是自命题的,不同学校间考试的难度可能存在差异。其次,部分研究选取的测量指标可能存在效度问题。例如,有些研究认为,方言能力通过影响教师支持而作用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但都用学生感知到的数学、英语和语文等主课程教师对自己的关注、提问、表扬的情况作为教师支持的测量指标(柳建坤、张云亮,2020;周媛媛,2021)。但是,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和提问不一定代表对学生的支持,因为两者的关系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譬如,成绩好的学生会得到教师的关注,但“问题学生”也会得到教师的重点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关注未必就是一种社会支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方言的掌握具有选择性,但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校正这些选择性因素可能导致的偏差。,主要有以下两种解释。第一,语言具有沟通的工具性作用,掌握当地方言能够减少沟通的障碍,获得更多、更准确的有用信息和机会,因此有更好的适应状况。第二,语言认同理论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沟通媒介,它还具有社会团结的属性,是群体建构的重要手段和标志(Dimaggio,1997)。当外来人口熟练掌握流入地常用语言,不仅可以减少和本地人沟通交流的障碍,还能释放自己努力改变身份的“身份信号”——弱化自己的外地人身份,提高与当地人社会身份类别规范的匹配程度,从而加强当地人对自己的认同,获得更多社会支持,进而较好地适应当地生活(连洪泉、江嘉琳,2020)。然而,学校场域的一大特性是它是普通话普及和应用的重要阵地。2001年1月《国家通用语言文·86··87·:..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字法》实施后,教育机构提倡将普通话作为学校唯一通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也均规定,学校在教学时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近年来出现了方言式微说,认为青少年的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频率与上一代人相比有明显的下降(汪平,2003;李晓光,2015)。以上海为例,俞玮奇、杨璟琰(2016)发现,上海本地学生在课后与同学、%%,而在2005年的调查中,对应的比例是36%和46%。陈婷(2018)对长沙城区初中生的调查也发现,%的被访学生与教师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课后同学之间的交流,%。这两个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当地儿童在家庭领域内也最常使用普通话,其方言能力在下降。郑丽(2017)对福州高中生的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以上研究均表明,普通话在本地儿童的生活中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使得迁入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二)正论:方言对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仍有影响主流观点认为,普通话的普及只是削弱了方言作为沟通媒介的重要性,但并未消解其团结的作用。例如,刘艳(2018)认为,提高普通话能力仅解决了流动儿童的沟通障碍问题,并没有很好地促进社会融合。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俞玮奇(2018)对上海农民工子女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的上海话能力、对上海话的态度与其城市本地同龄朋友数量、和城市本地同龄人的交往情况以及对城市身份的认同度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红升、靳小怡(2018)关于深圳流动儿童的调查也发现,比起仅能听懂本地方言的流动儿童,会说本地方言者更可能认同其城市人身份。在学校,当地方言能力强的流动儿童结交到的本校朋友的数量更多,能得到较多的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对学校的认同度也更高(柳建坤、张云亮,2020;周媛媛,2021;丁百仁,2022)。因此,较好的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更强的人际适应和学校归属感仍有预测作用。也正因此,迁入地方言能力可能会对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有积极的作用。Bandura认为,自我效能感期望有四个信息来源,除了上文提到的行为获得,还包括替代经验、言语说服以及身体和情绪状态(Banduraetal.,2003)。其中,言语说服指的是来自他人的鼓励和肯定。当个体与他人建立友好的关系时,就更可能接收到外界的肯定,产生正面的情绪,更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目标,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这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陆昌勤等,2004;黎志华、尹霞云,2015;宋灵青等,2010)。而学校归属感指学生对自己所就读学校在思想、情感和心理上的认同和投入,感觉自己在学校里被接受、尊重和支持(al.,2018)。这意味着,当学生有较强的学校归属感时,他受到正面肯定的可能性也更大。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a:迁入地方言能力强的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水平更高。:迁入地方言能力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人际适应作用于其自我效能感。:迁入地方言能力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归属感作用于其自我效能感。类似地,迁入地方言能力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学业适应。参照群体理论认为,个体会将其认同群体的标准作为自我评价的基础,并遵守所在群体的规范。故有较强学校归属感的流动儿童更有可能遵循学校规范好好学****因而获得更好的学业表现。此外,有较强的学校归属感和人际适应的流动儿童,遇到学业问题时更容易获得应对和克服逆境的社会支持,培养出更强的学****动机和意愿,从而取·88··89·:..2023年第2期贺光烨?蔡楚芸?迁入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得更高的学业成就(Ma,2003;Wang&be,2010)。故可得假设2a、:假设2a:熟练掌握迁入地方言的流动儿童在学业适应上有更好的表现。:迁入地方言能力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人际适应对其学业适应产生影响。:迁入地方言能力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归属感对其学业适应产生影响。(三)反论:方言对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没有影响然而,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的影响效应也可能没有以往研究所认为得那么大,甚至可能没有影响或有负面影响。首先,掌握当地方言未必对学业适应有正面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方言并不是主导学****领域的语言。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认为,语言使用类型会影响儿童的学校融入和对学校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教育成果(Atkinson,1985)。他划分出两种不一样的符码,分别为中产阶级的“精致型”符码和工人阶级的“限制性”符码,指出学校教育由于受到中上层阶级的掌控,无论在教学还是评价方面,都使用中上层阶级的语言,因此,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比工薪阶层的儿童更能适应学校,从而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周旻、侯怀银,2016)。郑磊等人(2019)认为,以普通话为载体的学校教学和交际语言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文化编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学生会形成相应的思维方式与观念,而方言则构成另一种文化编码系统,说方言的学生在上学时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观念,这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在家说方言的儿童,其学业表现较差(Yaoetal.,2016)。其次,掌握当地方言未必会对人际适应尤其是师生关系产生影响。柳建坤(2020)和周媛媛(2021)的研究都预设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当地方言,因此流动儿童掌握流入地方言可以促进其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增加来自教师的支持,这一前提值得商榷。第一,随着人口流动加快,不仅学生群体中存在流动儿童,教师队伍亦可能有流动人员,这部分教师未必就会讲当地方言。第二,国家对校园语言有明文规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秉持普遍性、专业性的原则,一大要求就是使用全员都会说的普通话与学生互动,而非个别学生才听得懂的方言。时佳等(2019)调查了南京地区中学教师使用方言的频率,受调查的大部分教师表示只在亲友沟通、日常生活中才使用方言。故掌握当地方言不一定会增进流动儿童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第三,还有研究通过对上海和广州两地大学生的语言态度调查发现,普通话和本地方言的社会团结效应差距在缩小(Zhou,2001)。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假设1b: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没有影响。假设2b: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的学业适应没有影响。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一)数据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EducationPanelSurvey,CEPS)项目组于2014—2015学年收集的追踪数据。这期数据询问了调查个案是否会本地方言,同时能够提供或转化出所需的因变量和中介变量。此次调查对第一期(2013—2014学年)样本中的七年级个案进行了追踪调查。在基线调查中,七年级个案数为10279人,追踪调查时失访个案数为830人,成功追访原七年级学生9449人。剔除非流动的学生数据和调查中存在的缺失个案,最后数据分·88··89·:..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析用到的个案数为1431人。(二),用自我效能感来衡量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自我效能感一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于1977年提出,并在1997年得到了系统全面的论述(Bandura,1997),指人们对完成某个特定行为或完成某种结果所需行为的能力信念(Bandura,1977)。Bandura等(2003)认为,对自我效能感影响最大的是亲身经验。能够很好地适应学校生活的流动儿童,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多的自信,故自我效能感可作为衡量其心理适应的重要指标。此外,随着自我效能感理论和研究的发展,这一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就是其中之一。意大利心理学家Caprara等人在1999年提出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认为个体在管理日常情绪体验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仅是因为个体的情绪管理技巧和能力有别,还与不同个体对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感知有关(Capraraetal.,1999)。Bandura等(2003)将其定义为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我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效能感,它可以通过调节动机、行为和情绪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它既关联着心理适应的认知层面,又关联着心理适应的情绪层面。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自我效能感划分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心理适应的指标。具体变量测量如下。(1)学业适应本研究将学生在2015年秋季的期中考试成绩作为指标来测量学业适应,包括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和英语成绩,用各科分数除以对应的满分再乘以100,转换成0~100的连续变量。语数英的分数越高,表示受访儿童的学业适应越好。(2)自我效能感本研究用自我效能感来衡量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并将自我效能感划分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①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应题目为“对于需要完成的任务,我通常很有信心”,赋值方式为“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流动儿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应题目为“即使情况很糟糕,我也能保持镇静”,赋值方式同上,得分越高代表流动儿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强。。CEPS询问了受访儿童是否会当地方言,答案选项为“1=完全听不懂,2=能听懂但不会说,3=只会说一点,4=基本会说、水平一般,5=会说、很流利”。我们将前三项视为方言能力弱,将后两项视为方言能力强,并分别编码为0和1。(1)人际适应本研究用同伴关系来衡量流动儿童的人际适应,并将同伴关系操作化为同学接纳程度和本校朋友·90··91·:..2023年第2期贺光烨?蔡楚芸?迁入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数量这两个指标。①同学接纳程度:用受访学生对班上同学的友好程度的评价来测量,赋值方式为“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②本校朋友数量:用流动儿童结交到的本校朋友数量来衡量,CEPS中设置了“请你列出你最好的五个朋友的名字,他们是否与你同校?”,将回答选项“是”和“否”分别记为1分和0分,加总后得到0~5分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高,说明流动儿童结交到的本校朋友越多。(2)学校归属感本研究用亲近感和转学意愿来衡量流动儿童的学校归属感。前者对应的题目是“我对这所学校的人感到亲近”,后者是“希望能去另一所学校”,赋值方式与同学接纳程度相同,即“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涵盖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学校层面的属性。具体变量和编码如下。表2?变量操作化说明变量名称编码与赋值个人特征流动跨度0=省内流动1=跨省流动性别0=女性1=男性年龄用调查年份减去受访者的出生年份来到迁入地时长用调查时受访者的年龄减去受访者来到本县(区)时的岁数认知能力题项: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化得分户口类型0=非农户口/居民户口/其他1=农业户口是否为独生子女0=否1=是家庭特征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设置一个连续变量,编码:0=没受过任何教育6=小学9=初中12=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15=大学专科16=大学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家庭经济情况题项:你觉得你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如何?(儿童自评)编码:1=非常困难/比较困难2=中等3=比较富裕/很富裕父母关系0=不好1=好家庭结构(不与父母同住)0=否1=是学校特征所在学校题项:学校代码班级教师平均受教育程度重新编码:1=大学专科/大学本科(***高等教育)2=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3=研究生及以上班级本地户籍学生人数班级人数乘以本地户籍学生比例(三)分析方法本研究关注的是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由于对当地方言的掌握程度可能在流动儿童群体内部是非随机分配的,这导致难以获得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实际效应。传统多元线·90··91·:..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性回归获得的系数由于混淆变量的存在往往产生偏误,即“选择性偏误”。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倾向性评分的逆概率加权法,以整体流动儿童的属性分布为基准,对方言能力强的流动儿童和方言能力弱的流动儿童各方面的属性分布进行调整,使其与整体流动儿童的属性分布一致。具体而言,首先,本研究对迁入地方言能力(1=方言能力强;0=方言能力弱)建立二分类logit模型,估计每个流动儿童方言能力强的概率P,从而得到每个流动儿童的倾向性评分(PropensityScore)。其次,以整个流动儿童群体作为标准人群计算各组观察对象的权重。其中,方言能力强组的每个流动儿童的权重为1/P,方言能力弱组的流动儿童的权重为1/(1-P)。最后,使用加权回归的方法来估计方言能力的效应。由于本文的学业适应是定比变量,心理适应是定序变量,因此本研究在逆概率加权回归的基础上,采用OLS回归分析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学业适应的影响,而对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的关系则采用有序logit模型。之后,本研究对人际适应和学校归属感这两个中介机制进行检验。中介检验所采用的方法是Karlson等人提出的KHB方法(al.,2012;Kohleretal.,2011),分解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各个维度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自变量是否通过人际适应和学校归属感对因变量产生中介效应。四、结果与分析(一)描述性分析结果表3报告了在迁入地方言能力上强组和弱组主要变量的分布情况及均值检验结果。由表可知,%,刚过半数。从总体来看,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比较一般,语数英均分都在60~70分数段,为及格水平;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中等,无论是一般自我效能感还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均值都处于“比较不同意”和“同意”之间。在人际适应和学校归属感上,大部分流动儿童认为班级同学对自己的态度是友好的,转学意愿较低,五个最好的朋友中本校朋友平均数量介于3~4个之间。但在学校成员亲切度上,方言能力强组和方言能力弱组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P<)。在方言能力强组,,介于“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而在方言能力弱组,均值则处于“比较不同意”和“同意”之间。换言之,强组对学校成员的亲近度要高于弱组。除此之外,两组之间存在均值差异(P<)的变量还有班级本地户籍学生数量、流动跨度、来迁入地时长、是否为独生子女、自我效能感。相比之下,熟练掌握当地方言的流动儿童,其班级本地学生数量要更多,流动跨度要更小,为独生子女的可能性更大,自我效能感水平也更高。(二)。有序logit模型结果显示,对当地方言的熟练掌握使流动儿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P<),即更积极的心理适应表现,假设1a成立。迁入地方言能力强的流动儿童,%(-1)%(-1)。。OLS回归结果显示,在任一科目上,·92··93·:..2023年第2期贺光烨?蔡楚芸?迁入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表3?(1=跨省流动)(1=男)(1=农业户口)(1=是)(1=好)(1=是):表格中展示的数字(除观测值外)均为均值。当地方言能力掌握与否都对学业成绩没有显著影响(P>),假设2a不成立,竞争性假设2b得到支持。(三)机制分析上述数据分析验证了当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和学业适应的关系,这一部分将根据文献回顾里的分析,探讨方言能力影响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机制。鉴于方言能力仅对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有影响,本研究在两者关系模型中,逐步加入人际适应·92··93·:..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表4?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方言能力(1=强)*()*()流动跨度(1=跨省流动)*()()性别(1=男性)***()()()-*()()()()-()户口类型(1=农业户口)-()-()是否为独生子女(1=是)()-()家庭经济情况(1=非常困难)中等-**()-()富裕-()()*()()父母关系(1=好)**()*()不与父母同住(1=是)()()()()班级本地户籍学生人数-()-()--:***P<,**P<,*P<,括号里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界点结果省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样本量与描述性统计存在差异,原因在于有些学校虚拟变量与自变量存在共线性,分析时自动被删除。后续的样本量差异情况原因也在于此。和学校归属感的相关变量,以探讨它们是否会影响方言能力的效应,如表6所示。模型1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原始模型中纳入了本校朋友数量,但统计结果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说明方言能力不能通过影响人际适应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发生作用。模型2在原始模型中纳入了同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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