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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先锋戏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的当今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似乎只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抑或是无皮附着的毛。为此,有人质疑道:“我们的社会究竟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多少生长的土壤?我们这个尚跋涉于‘前工业化’社会的艰难途程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尚过着农耕生活的民族何时才能在文化上体验到一点‘顽主’生活的意味?”①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文化的上层建筑虽然受制于经济基础,但也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中,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国门洞开之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涌进中土,使得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特征,这在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张建亚、何群等人的电影中都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先锋戏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是戏仿,即对某一事物以游戏化的态度进行模仿,从而达到反讽、调侃的目的。林达?哈奇认为,戏仿是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核心”。这种手法在中国当代先锋戏剧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其方式多种多样。有对当下商业性语言的戏仿。在孟京辉导演的《思凡》中,当皮奴乔夹着枕头摸到情人尼可罗莎的床边,与她相拥而眠时,戏剧的讲解人用一面旗帜把他们挡了起来,旗上写着:“此处删去166字”。这种语言很容易使人想起“此处删去×××字”这样具有诱惑力的、《废都》式的商业性语言。这分明是对当下文化走向庸俗、走向没落、走向商业化的绝妙嘲讽。还有对一些经典语言的戏仿,如孟京辉导演的《我爱×××》中的一段:

我爱集体舞
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不会交出集体舞
中国,我的集体舞丢了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集体舞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集体舞
子曰:三人行,必有集体舞
在此,北岛的诗、梁小斌的诗、戴望舒的诗、朱自清的散文、孔子的名言都被戏仿得别有一番韵味。
此外还有对经典剧作的戏仿。在这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对老舍《茶馆》的戏仿。剧中,秦二爷变成了“无”爷;信奉“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的不是王利发,而是警察局长;乞丐要的不是二两银子,而是二十里拉,最后得到的也不是两碗烂肉面,而是两张具有意大利风味的比萨饼。

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戏仿体现了人们对世界独特的认识和感悟,它呈现给观众的是似曾相识而又别具特色的场面。这恰似一个遵循着快乐原则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中,崇高感、严肃感、神圣感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消解,从而满足了人们的“弑父欲望”。
拼贴是后现代主义比较偏爱的艺术手法,伊哈布?哈桑称之为“种类混杂”(Hybridization)。他认为:“题材陈腐与剽窃,拙劣的模仿与东拼西凑的杂烩,通俗与低级下流丰富了表现性……这产生了一个不同的传统概念,在其中,持续性与间断性,高层文化与底层文化交汇了,不是模仿而是在现在中拓展过去。在那个多元的现在,所有文化辩证地出现在一种现在与非现在、同与异的交织中。”②在中国当代先锋戏剧中,拼贴主要表现为把情节不相关的故事根据一定的主题组合在一起。有的拼贴在体裁上有很大区别。由陶骏等编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