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doc

朱老忠的“霸蛮”与严江涛的“屈”
甘浩
这样的题目似乎是在说胡话,因为《红旗谱》中朱老忠处事以理为先,豪侠仗义,与严江涛亲如父子,说朱老忠“霸蛮”,明眼人一看,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霸蛮”品议更适合冯兰池或冯贵堂,他们巧取豪夺,作威乡里,为富不仁,是千夫所指的角色。再说严江涛,年少时聪明可爱,深得朱老忠的喜爱;成年后机智勇敢,沉着稳重,高瞻远瞩,是一位优秀的革命领袖和朱老忠的指路明灯,所以,他在朱老忠面前似乎没有什么“委屈”所言。
为严江涛叫屈的是一些当代文学评论家。近些年来,《红旗谱》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出自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种观点认为,《红旗谱》主要描写了四场斗争,朱老忠作为文本塑造的核心人物,都“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漩涡”,这表明小说在文本的叙事逻辑和作家的主观意图之间出现了“错位”。这种观点进而认为,《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换句话说,它的主角应该是以严江涛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在实际的文本操作中,朱老忠却霸占了本属于严江涛的主角位置,这背后因为“在当时,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化规范”。《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78-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言下之意,“霸”的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规范,它们为了刻意地进行具有强烈政治目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激励工农兵话语而压抑知识分子话语,主流文化形成的强制性写作规范导致在当代文学前期历程中农民形象占据了本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位置,所以严江涛们自然因之被遮蔽,受到“委屈”。
不能不说,这种观点确实道出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历史真相,准确地描述了当代文学前期的整体状况,所以,此论一出,附者甚众,出现了多篇沿承或延伸此观点的研究文章。原来不为人重视的如贾湘农、严江涛、严运涛、张嘉庆、严知孝,或曾遭人贬斥的冯贵堂、李德才等形象,开始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是,这种观点在打开了关于当代文学前期创作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存在贬低《红旗谱》价值的误区。事实也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红旗谱》就失去了专节论述的文学史叙述位置,而艺术质量和文学意义并不比它、甚至不如它的《红日》、《林海雪原》、《三家巷》等却榜上有名。《红旗谱》的写作虽然体现了当时的文化规范,但是,因为否定一个时代的文化规范的真理性,就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审视这种观点的另一种意义,让我们探窥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进展是伴随着时代文化谱系的变化而进步的。198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一直对当代文学前期创作持批评态度,陈思和等对《红旗谱》如是说,是这种文学史观的延续。每一种立场都有其价值,同时也有其缺陷,洞悉这些原理,可以为我们如何重评原典提供一些借鉴。
文学批评和研究必然为研究者的立场所决定,但是,好的研究者往往能够超越其立场限度。陈思和等人的问题就在于拘泥于他们创造的一套话语体系,而忽视了一些浅明的事理。譬如,对于事情的处理,可以有多种方法,抓住事情的主干,当然能够一语中的,事半功倍,但是,解决问题还可以曲折迂回,也可能别有风味,民间有一个粗俗的说法:“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不管是直奔主题,还是旁敲侧击,只要能够解决问题,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一个关键是在技艺,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