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主持.doc

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
从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如今,“小崔”已变成了“老崔”,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他也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
本文文字来源:《环球人物》杂志第176期

崔永元(资料图)
新的方向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崔永元和女儿(资料图)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抗战》中有一集讲3对恋人的故事。其中一对,很像《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但不管怎么样,翠平后来还生了个孩子,余则成也有可能和妻子重聚。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就奉献了,失去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我也曾请一位老兵来做客,当人们知道他的经历后拼命鼓掌,老人热泪盈眶,我也是。因为我在想,他这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多,这就是现实。我们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都不为过。”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

崔永元和赵本山(资料图)
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