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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熊易寒
当下的中国,大约1亿人口可以被归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相对于13亿人口,这个比例固然很低;但是,这个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十三分之一。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道德、审美、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在迅速中产阶级化。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追着《欢乐颂》这类弘扬中产阶级主旋律的电视剧;节俭不再是社会公认的美德,理财和提前消费才是值得提倡的,人手一个股票账户、人手一张信用卡。典型的中产阶级形象是,用苹果手机、喝星巴克咖啡,去很近的地方都****惯以车代步,却又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大汗淋漓;他们喜欢自驾游或出国游,却时常会自嘲为房奴或屌丝;他们有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正义感,虽然偶尔也会为自己拥有的小特权窃喜。
有人基于西方世界的经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寄予厚望,认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将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观察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保守的,他们追求稳定而反对激进的改革,他们更多地是经济动物而不是政治动物。前者会注意到:基层人大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往往以中产阶级为主力军;环保运动和业主自治更是中产阶级彰显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的舞台。后者则看到:中产阶级作为体制的受益者,缺乏改革的动机,他们很少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得益于新媒体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中产化,他们成为网络舆情的主导者,然而,声音很大,行动很少。中国那么大,似乎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经验事实为自己背书。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的保守与激进是“情境化”的,在日常状态下,中产阶级更多地表现出保守的面向,这是利益使然,也是制度使然;而一旦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中产阶级也会走上街头,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反对PX项目建设,南京、武汉的家长集体抗议高考指标的缩减。实际上,中产阶级具有三副面孔:一是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二是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三是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理解了这三个面向,我们才能形成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性认识。
焦虑的经济动物: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
在日常生活中,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作为单位里的骨干成员,他们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无暇参与公共生活;作为消费文化的拥趸,他们是理性的经济动物;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求稳定,害怕改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
一方面,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社区选举中,我们往往很难看到中产阶级的身影;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也因为
“沉默的大多数”而效果不彰,为人诟病。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又热衷于讨论政治,关注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政治事件,各种政治小道消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与其说中产阶级不关心政治,不如说中产阶级缺乏低成本却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
房子和孩子是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中产阶级关心房子,那是他们栖身之所,也是他们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房子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中产阶级关心孩子的教育,重视教育是东亚社会的共同特点,但中国的中产阶级因地位焦虑而尤其注重教育投资。身处一个经历了阶级重组的后发国家,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代中产阶级,50后、60后大多有着饥饿记忆,70后、80后经历了从匮乏经济到温饱经济的转变,他们****惯于物质带来的安全感,并且害怕失去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
”,避之不及。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
舆情主导者: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
在当前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愤青”,二是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愤青”更多地活跃在网络空间特别是草根论坛;中产阶级则是大众主流媒体的主要受众,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舆论。股市熔断机制、70年居住产权房屋到期续费、封闭式小区道路开放等议题引发的公共讨论,背后都是中产阶级对于财产安全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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