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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与葛兆光先生商榷
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出版以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作者对“写法
”的重视以及在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层面上的尝试性实践,[1]其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
想与信仰世界》还荣膺首届“长江读书奖”的“专家著作奖”。2000年12月,该书第二卷《七世纪
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出版,笔者特别注意到,书名中去掉了“世界”二字,这或
许暗示了作者写作姿态(或者说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写法”)的某种变化,在第二卷导言《续思想
史的写法》中,作者特辟一节专门讨论了“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承接葛兆光先
生的话题,本文拟对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后现代”以及“历史学”提出几点商榷意见,当然
文中也有若干“借题发挥”、陈言己见之处,请葛先生和读者诸君明察。
一、“史皆文也”:文学还是文本?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导言”的第四节题为《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
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在这里,葛兆光先生引用了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说法,即把历史看作“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论述”,并据此认
为后现代历史学的观念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2]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恰当,至少是部分地误解了后
现代主义的主张。因为严格说来,仅凭詹京斯的上述说法,还不足以认定后现代历史学是将历史等
同于文学。至于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3]一书中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的说法,我觉得应当从
如该书标题所示“转喻”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字面的理解,则可能犯下类似当年武断地
批判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错误。或者退一步说,即使怀特毫无保留地认为历史即文学
,我们恐怕也很难将这种极端的意见作为后现代历史学的代言人。此外必须指出的是,葛先生在这
里似乎还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两个概念。历史是“过去”,而历史学是关于历史的理论。
像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一样,历史学以解释为主要目的,其本身并不存在“真”与“假
”的问题。后现代历史学至多是将历史(记载)等同于文学(作品),而不可能将“历史学”等同
于文学。
对于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语源、概念和理论谱系考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
,专门性著作多有介绍,[4]它与本文主旨也不相关,此处略去不论。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个
问题是,在探讨后现代历史学的有关问题时,应该将“文学”(literature)与“文本”(text)两个
概念做出明确的区分。文学与想象相连,可以凭空虚构,而文本则不然,它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独有
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文本泛指“所有现象、所有事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每一事物都是一个
文本。”[5]显而易见,“文本”这一概念并不专指文字文本,尤其不专指文学文本。一幅画,一段
音乐,一个事件,乃至一只烟斗[6],这些事物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野中都可以成为文本。而被书
写、被言说的东西常常是用“话语”(discourse)、“叙述”(narrative)两个概念来加以表达的
,它们也完全不能与文学相等同。实际上,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后现代历史学更多的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