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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
来源:中国金融网
作者:中国建设银行电子银行部王晶烨
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号称是自1947年乔治·凯南《苏联行动的根源》出笼以来,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响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或介绍或评论,或褒扬或针砭,几乎无处不闻回应之声。随后, 亨廷顿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战略联盟。
本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 J. Weatherhead III)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有大量学术著作及论文问世。塞缪尔·亨廷顿著述甚丰,涉及面很广,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年)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年) 、《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年)等。据美国《政治学季刊》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领域,亨氏作品被他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次数遥居各家同行之首。因此,他在西方的地位可与基辛格、乔治
·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相媲美。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读书界引起一阵骚动。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他在书中讥讽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t)野心和论调。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因为,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存在着三个问题:其一,它是虚假的;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其三,它是危险的。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际大战”。亨廷顿认为,代替西方文化普世论的,应该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求不同文明相互适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他认为这种相互适应已然存在。作者在引论中开宗明义的提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这一命题的五个推论构成了本书的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作者在此指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划分和认同逐步削弱,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划分敌友的标准,在新时代,文化认同将取而代之作为全球政治的重构标准。在这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因此可以说世界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作者继而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几种基本范式,指出这些范式虽然不能解释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作者总结了四个基本范式:范式一,理想主义的和谐世界;范式二,两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和他们;范式三,国家主义范式,或多或少184个国家;范式四,完全混乱的世界。以上四个范式中每一个都有其自身重大的缺点和局限,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这些范式更说明理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文明的范式。作者认为其优越之处在于其具有以上四范式所缺乏的相容性,结合了现实与简化,并能导出有效预测。
以此为观点,作者在“文明的性质”一节中,探究文明的一般定义,性质,类型等存在的共识性认识与争议。作者主要探讨了关于文明的性质,学界的几种共识性认识。这些共识包括文明的存在形式:单一文明还是多元文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界定文明的核心因素,宗教;文明的内涵,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而非政治实体;文明的持久性,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得非常长久;文明的七种类型: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其次,在“文明之间的关系”中,作者指出文明之间关系演变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