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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兴起对竹林七贤的影响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多种多样的矛盾斗争中缓缓前行。在经历了两汉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之后,继之而起的又是群雄争霸的动荡社会:魏、蜀、吴三分天下,曹魏政权又为司马氏篡夺,三国终归于晋。
如此乱局,人人自危,名士退避,寄居高林深壑;文人隐遁,宁做潇洒之士而不愿出仕为官。传统儒学在这一动荡时代已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反而是老庄学说更符合时代、政局的要求和士人的精神需求。
玄学的兴盛一方面是士人们思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统治需要的产物。曹魏政权自曹操、曹丕去世之后,朝政逐渐衰弱,而司马氏的势力却越变越强。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为了维护衰败的曹魏政权,思想家们倡导了以老子思想为主的玄学思潮。

汉魏时期,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封建社会的思想主流,统治者借之以维护统治。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却被套上了神学的枷锁,逐渐偏向经学。
汉末党锢之争后,儒家思想丧失了统治地位。到魏晋易代之际,特定的政治背景使名士们处于悲观失望中,他们不满现实,遂遗弃世事,只求全身远祸。儒家思想已不能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他们转而寻求新的精神依托。
此时的思想界因曹操主张“通脱”,出现了新的局面,“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①。老庄哲学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士人们的亲赖,并逐渐转盛。原有的老庄之学又同儒家思想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魏晋玄学,一时间谈玄之风盛起,玄学家们相互拜访交谈,争论辩驳。

“玄字”,原出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即指一种高深莫测的学问,以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周易》为理论依据,合称“三玄”。玄学也是名士清谈的内容,谈者通过思辨、推理,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多方面地阐述“三玄”。
魏晋玄学广义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期: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玄理之学;竹林时期(嘉平前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旷达派玄理之学;元康时期以裴楷、郭象为代表的独化派玄理之学。②
正始玄学家崇尚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将道家自然无为之学与儒家名教理法并重,提出“无为为本”,“举本统末”的观点,竹林时期的玄风丝毫不亚于正始年间。
竹林名士承继了正始玄学重老子尚自然的思想,同时也将庄子的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抓住何晏、王弼提出的“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之道”为自己的观点。他们顺情任性,追求逍遥自适的生活,在作品中塑造了“大人先生”“宏达先生”等理想人格,表现自己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以及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观。
、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态度
“儒家重名教,老庄贵自然”,从两汉一些文人的不拘小节,到魏晋之际士人的放达通脱,都以此为精神指导,竹林时期的任自然之风更为兴盛。面对现实生活的压抑与苦闷,名士们考虑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安全与自由,老庄尚自然的思想让名士们可以不必掩饰,放任性情:阮籍“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好为青白眼,嵇康遇钟会访“不辍锻”,刘伶“祝神复饮”,阮咸借马追婢……七贤的言行与文章均体现了他们越名的主张。
名士们大胆冲破束缚,直接表露个性,惊于世俗,但七贤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他们无法回避各种社会礼节和人伦规范,在放任的同时多少会有所顾及。鉴于此,七人“任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