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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发展须超越“中国制造”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俞宪忠
中国作为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宏观就业压力长期居高不下,转型发展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对立冲突”,令许多人长期备感困扰,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继续走“中国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国制造”需要转型,科技集约型战略才是中国和谐发展的根本路径。
“中国制造”面临技术与效率双重制约
一般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丰裕,而且价格低廉,实行劳动密集型战略,既能发挥劳动成本优势,也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但作者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是劳动密集可能更加昂贵。劳动密集往往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虽然中国工资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资本质量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更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贵。美国经济学家斯密德就认为:“低工资绝对不能等同于低廉劳动力。”对贸易竞争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优势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劳动效率,不能单纯依据低工资水平而确认劳动成本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极为有限的“成本优势”,绝对不是来自劳动力,而是源自长期廉价的资源供给和基本免费的环境污染,也即“价廉”根源于资源价格失灵和环境监管缺陷。
其次是劳动密集面临技术刚性约束。在科技创新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经济中,绝大多数产品无法依靠投入更多劳力来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创造来完成。劳动替代技术仅局限于日益萎缩的极少数传统行业,如果人为地通过劳动密集而强行替代,则必定会劣化产品性能,也无法创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继续劳动密集的必然结果就是错失创新转型的发展机遇,不仅会支付高昂的机会成本,更会长期处于国际马太效应的劣端。
 
劳动密集只能大量复制低质量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就业模式在逐步转变,但这决不是近年来高就业压力持续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计划经济时期,累积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实际上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隐性失业”人口,在改革开放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期被大量显现。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长惯性,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仍在增长,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中国的就业压力将会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劳动粗放配置模式,难以完成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升级。由于转轨时期的路径依赖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劳动密集到科技集约的劳动就业制度变迁。
相反,正是劳动密集型模式制约了人口的和谐发展。由于劳动密集是低质量劳动力的粗放配置,难有劳动质量替代劳动数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断复制出低质量劳动力,这严重而明显地制约了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劳动密集必定伴随着工资低廉,中国工资长期低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长期受益而国内劳动者继续受穷,导致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大量外溢,而不能为国内公众所普遍内享,人口发展通道受阻。
人口发展不仅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手段和关键路径,更是所有发展的首要目的和终极指向,人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既需科学发展观的民本理念,更需就业现代化的有效支撑,其核心诉求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中国只有通过科技集约型劳动战略,才有可能实现由人口大国到人才大国的卓越转型。    
科技集约战略更能促进人力资源发展
人们普遍担心:科技集约将会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