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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异议合同解除异议问题浅析【摘要】合同解除异议制度设计,对于尽早确定合同关系,保证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拟从学理走向实例,从对一则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入手,探讨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适用等问题。【关键词】异议权;合同解除;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深圳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物业发展总公司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的案例[1]。案例涉及有关合同的根本性违约、合同效力以及合同解除等问题的分析,在公报的判决摘要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有关合同解除的异议制度司法解释的适用典型案例进行选登。合同解除及异议制度,对于尽早确定合同关系,保证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实践中在这相关方面的争议也比较多。国内学界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权制度研究,主要在学理层面集中对解除权与异议权的性质、异议期间的设置与性质等进行分析研究。本文拟从该案例着手,结合学界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理论和学术分析,以实证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有关解决司法适用问题的相关观点。一、案情简介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为一村集体企业,拥有一幅面积为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1992年12月14日,福星公司与深圳市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就该幅土地签订《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并约定由福星公司提供土地、富山宝公司提供资金进行合作开发。因两者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1993年7月28日,福星公司、富山宝公司与具备资质的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物业发展总公司签订《合作开发"三星别墅"合同书》,约定以福永公司的名义共同开发涉案项目,福永公司从房产销售总额中提取6%作为经营管理费。其后,由于富山宝公司没有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导致项目停工烂尾,并产生一系列纠纷和诉讼。福星公司以富山宝公司根本违约为由,向富山宝公司提出解除合同。XX年12月25日,富山宝公司负责人许某签收了福星公司发出的落款日期为XX年4月25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XX年8月8日,福星公司与第三人另行签订合同,并约定将涉案土地置换到第三人名下进行独立开发。后富山宝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福星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三星花园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有效,性质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并要求判令继续履行前述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福星公司已完成了其在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应履行的主要义务,而富山宝公司未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及开发建设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因此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福星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福星公司于XX年4月25日向富山宝公司发出《律师函》, 合同解除异议规定让你揪心了么? XX年4月24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自XX年5月13日起施行以来,围绕其第24条规定中的“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等产生的纷争,既不止一端,又分歧严重,有的纷争缠斗至今,仍未尘埃落定,令人揪心。窃以为,第24条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定有两大教训应当汲取,惟笔者才疏学浅,文中不当之处,尚祈各位方家指正: 其一,该条创设的“3个月合同解除异议期间”,不无僭越法律之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6条仅规定,“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未像明确规定解除权消灭的情形那样,规定异议权“消灭”的情形。或许由于缺失底气,加之合同解除兹事体大,导致嗣后的XX年6月4日法研〔XX〕79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之内容与第24条规定扞格不入,明显抵触。《答复》虽然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但却导致第24条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规定形同虚设,沦为具文。当汲取之教训:对一项关涉当事人权利特别是重大实体权利的期间作出规定,一则应当慎重考量是否合乎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是否僭越法律;二则即便“司法造法”已司空见惯,造法者亦应充分研判和评估条文的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以及可能的负面效应,不可朝令夕改,非但未释明法律,反而令人更加无所适从,亦不可制定只能被置之高阁的规定。其二,因《合同法解释》第30条溯及力之规定,导致第24条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期间“溯及既往”,从而大大超出当事人预期之范围,影响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造成司法适用上的严重困扰和混乱,直至《答复》出炉方才“定分止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发生在施行之前的合同解除行为,应如何适用第二十四条》已然发表“三个月的异议期从XX年5月13日起算”的意见)。当汲取之教训:姑置勿论是否僭越法律,采行“有限的溯及模式”的司法解释规定除斥期间,应当慎之又慎,合理确定期间,且应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