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rtf.rtf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9
【摘要】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135~152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306
【标题】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作者】常建华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年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NN
【内容提要】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约,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约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关键词】宗族乡约化/明代/徽州/宋儒/宣讲圣谕
【正文】
宋以后中国社会具有的重要特征是出现了新宗族形态,其特点是宗族的组织化。这与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特别是乡约的推行关系密切,明代是宋以后新宗族形态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说宋以后新宗族形态就是在明代形成并普及的。研究宗族制度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情形(注:请参阅常建华《宗族志》导言及第44-46页部分(收入《中华文化通志》031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又,最近科大卫、刘志伟⒈碓凇独费芯俊?000年第3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文,强调宗族礼仪的推广对宗族发展的重要性。),也指出这是受到宋儒重建宗族制度主张与实践的影响,同社会经济的变动有密切关系(注:代表性的研究是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日本学者井上彻的(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东京研文2000年版。)。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官方允许祭祀始祖为宗祠大量出现提供了契机,影响了宗族制度化以及组织化(注:代表性的研究有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常建华《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版;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井上彻《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第四章《夏言の提案——明代嘉靖年间家庙制度改革》,该文初出于1994年。),但是对于明代这一关键时期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对于宗族组织化的直接原因缺乏更圆满而明确的说明。
徽州是中国宗族制度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徽州宗族问题,从区域和个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宗族形成问题。如荷兰学者宋汉理针对杰克·波特假设的有利于任何地区形成强大宗族的四种因素,即富饶的农业区域、边境条件、缺乏官府的强大控制以及商业的发展,进行讨论,认为休宁范氏的历史足以证明,中国宗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地方条件(注:宋汉理:《徽州地区的发展与当地的宗族——徽州休宁范氏宗族研究》,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陈柯云探讨了徽州宗族修谱建祠、乡村统治的加强以及族产的发展(注:陈柯云:《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明清徽州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赵华富探讨了族谱中所载明代祠堂的建置年代,进一步证明大建宗祠兴起于嘉靖、万历年间(注:赵华富:《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见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韩国学者朴元@②探讨了徽州柳山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社会经济契机和原因,指出由人地矛盾产生祀产纠纷和乡村社会失衡状况是宗族联合的契机;又论述了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问题(注:朴元@②:《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
1997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陈柯云、铃木博之、洪性鸠等人的研究程度不同地涉及乡约与宗族的关系(注: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铃木博之:《明代徽州府の乡约》,《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洪性鸠:《明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关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大东文化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34,1999。另外,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