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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体育论文
一、引言
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的研究早有学者涉及,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从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入手,指向其产生的强身健体、娱乐休闲等显性功用或基于民族文化的价值重现。对民族体育活动中体育人的主体存在与价值方面的思考还很少见,本文基于后现代主义“自然观、权力观和需求观”对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对“人”的重视既能体现民族体育的民族特色又能优化民族体育内涵,从而得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的关键是正视与改善少数民族体育对“人”的因素的重视以及实现人与体育的有效沟通这一结论。
二、历史经验与人性经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指向社会组织者向族群传递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的教育手段,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则是将自然存在于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中的历史知识、历史现象、历史情怀等感官经验内容植入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及其公共场域中,传达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它是体育存在的基本形态。藏族体育“跳庄”是少数民族体育对历史隐喻传递的典型。西藏在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前是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领主庄园制经济催生了藏族三大剥削势力‘雄谿’、‘革谿’以及‘却谿’”,[1]%社会等级制度形成,领主占据大量社会资源,西藏牧区人民便借“跳庄”这一民间娱乐活动形式来讽刺社会等级制度,表达对领主占据社会资源的不满。该游戏运动直至今日仍然被延续成为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呈现出体育的历史隐喻传递价值。“冰桥运动”是历史态度传递的典型。以青海积石镇的移民村为例,从唐朝咸通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由于战争逃难或政策招引而来的藏族人、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不同族群”,[2]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移民村,他们为了生存共同开发荒地,在冰天雪地中以圆木挖槽作独木舟渡冰河,形成了以羊皮筏子、圆木船为工具的“冰桥运动”,在艰苦历史岁月中凝聚下来的民族情感通过“冰桥运动”得以延续,反映历史关系中被永久纪念的民族情感态度。自18世纪起人类开始接受“现代性”启蒙,“体现为社会组织运行向人们同时提供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3]将人类生存经验纳入商品轨道,抵抗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反映在少数民族体育发展领域即为挖掘体育的传统意义,打造少数民族体育的原生态品牌。20世纪以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历史经验的传递提出了歧义,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对“自然”的理解。现代主义学派认为,自然即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历史经验被感知,例如藏族传统体育项目“跳庄”包涵的藏族庄园制历史经济时期的阶级剥削经验;后现代主义学派则认为,自然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人性经验被感知,例如20世纪50年代,由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一帮逃难者发明的冰桥运动所凝聚的人类情感,前者还原的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自然状态,指向体育历史经验被感知;后者还原的则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人的自然状态,指向体育人性经验被感知。后现代主义指出,“体育的自然状态与体育人的自然状况并不能被完全剥离”[4],但前者所代表的历史经验感知却容易导致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不仅表现为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为了发挥历史价值作用对体育运动全部内涵的保留。因此,少数民族体育历史价值系统的历史经验传递应伴随着对体育内容与形式的更新,其更新标准是体育运动是否促进了体育人的自身自然和谐,将体育历史的自然